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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生蛋和过年不得不斩杀的鸡，母亲把别的鸡鸭彻底卖了。然后供销社布柜前，就多了一个头发凌乱的中年妇女，她在那里怯生生地来回走动，手里捏着一沓布票和钞票，眼神在色彩斑斓的布料面前游来荡去。她要替家里的孩子每人扯一身新衣呢。大人过年可以不添新衣，但孩子的新衣，是断然少不了的。
布料是用木条一板板扁扁地卷好了的，直直地插在布架上，好像书店里的书总是直直的插在书架上一样。我母亲那时做梦也想不到，她后来家里也添了织机，织出的布料竟还比之好百倍。当然，我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书房里插满的书竟比当时布店的布更豪华铺张。但那时母亲对料作的选择有发言权而无主动权，依赖于鸡鸭的丰功伟绩，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便只能是“卡其”或“劳动”两个词。卡其布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卡紧这个日见窘迫的家庭，劳动布是给自己的，因为身为父母的他们更须再接再厉地通过劳动这唯一的方式，来维持这越来越紧的日子。
过日子就像拔河，苦是苦，也终究能拧出丝丝笑容。比如此刻，站在布柜前的我母亲，已经从生活的艰难中转过身来，向眼前的布料投以一个释然的微笑。母亲从踏进布店的那一刻起，就一定闻到了这股由布料散发出来的好闻的气息。母亲说明所要扯的布料及尺寸，营业员于是一一开票，开好的发票夹在铁夹上，通过一根长长的铁丝，嗖地一声就飞到了帐台，然后母亲又跌三撞四地奔到那里付帐。付毕帐，那张加盖了收迄印的发票又嗖地一声飞回到布柜。母亲终于看到，一卷布料已放在柜面上，营业员正扯着布的一头，拨着整卷布在骨落骨落滚动，布散开了足够的宽度。然后取一根尺子，任它沿着布的一边，像跟头一样翻过去。再然后，一把锋利的剪刀对准了某个记号，从布料的那头直奔布料的这头，嘶地一声，一块布料就扯成了。于是对折，再对折，又对折，折成四四方方，包一张发黄的纸，搏一根细细的绳，一块块从柜上取下，装进了母亲的篮子。
布料进了家，母亲大抵要将它们抖开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作一番模拟和比划，想象我们穿着这块布做成的新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此刻总是欢声笑语，因为新年唯一的证明，唯一可以炫耀的，总算有了着落。母亲买给我的，虽然是卡其布，但到底还是草绿色的，这就圆了我做假军装的美梦，而家里他们穿的颜色，一点也提不起我兴趣。从那天起，我就一个劲地在睡梦里盘算新衣服的模样，在布料还是布料、衣服还没做成的短暂日子里，品尝漫长的等待和等待的漫长。
裁缝师傅（我们叫“洋车师傅”）终于被请进了门。裁缝师傅在年边总是吃香的喝辣的，像她的缝纫机那样，被抬举得了不得，以至于村里孩子统一叫她们为外婆或姨娘，因为她们的手艺，因为过年的新衣要赶在年前做成，她们就一户户地做过去。裁缝师傅一日三餐由东家伺候，那么东家饭桌上的菜，自然就添了碗头，而且连油水也相对充沛了。虽然多几个菜，断然改变不了新衣服的样式，但到底也能冒充东家的客气，最终目的是让裁缝师傅的手脚更加利索。这笔帐大人早就算过了，像我父母这样的，自然也不会不算。
裁缝师傅进了家门，家里就传来了“嗒，嗒——嗒嗒嗒嗒”的美妙声音。这是年发出的声音。那些天里，我唯一可做的，就是痴痴地坐于门槛，或是依于门框，把目光堆积在那一串串平直的针脚上，我依稀看到一个崭新的年正活蹦乱跳地朝我走来。
是啊，新衣服做好了，新年真的就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