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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亲手给我写下了下面这些话：
我收到了您的短封，亲爱的子爵。我将非常高兴明天十点左右能见到您，如果这个时间对您适合的话。
愿我们历来的、真诚的友谊常青。
德波利尼亚克王子
这张便条对我来说，不像个好预兆；他那外交辞令上的保留语气令我担心会遭到国王的拒绝。在我再熟悉不过的内阁，我找到了德波利尼亚王子。他朝我跑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从他内心里抒发的情感来看，我宁愿相信是真诚的。然后，他把手放在我肩上，我们开始慢慢地从内阁花园中的长廊这一端走到另一端，来回走着。他说他不能接受我的辞呈，国王不同意，我得返回罗马去。每次他重复最后这样一句话时，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样：“为什么，”他对我说道“为什么您不愿意像拉费隆内和波利塔斯那样同我共事呢？我难道不是您的朋友吗？在罗马，我会给您想要的一切的；在法国，您会比大臣更大臣，我会听您的建议的。您如果要退下来，那会引起新的分裂的。您不想让政府造成损失吧？如果您坚持要退休，国王会生气的。亲爱的子爵，我求您了，别做傻事。”
我回答道，我不会做一件傻事，我做事有充分的理由。我还说他的内阁太不得人心，偏见是不会公正的，然而偏见的确存在。我还说，整个法国必得实行大众的自由，而我正是这些自由的捍卫者，我不可能同站在自由一边的敌人乘坐同一条船起航。在这次辩论中，我相当尴尬，因为实际上，我对新内阁不能马上提出什么异议，我只能在将来某个时候他们能否认什么时才能向他们发起攻击。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发誓说，他喜欢宪章1并不亚于我；但他是以他的方式来喜欢它的，他喜欢它近似于过分。不幸的是，对于一个名誉受到了玷污的姑娘，而你对她还脉脉温情，那对她有多少用处呢？
1指法国一八一四年的宪章。
谈话围绕着同一话题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德波利尼亚克结束谈话时对我这样说道，如果我同意继任旧职，国王就会高兴地接见我，并听取我想同他说的反对他那位部长的话；但如果我坚持辞职，国王陛下则会认为他没有必要接见我，因为他和我之间的一场谈话只会是不愉快的事情。
我反驳说：“那么，瞧着吧，王子殿下，我的辞呈就算呈上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出尔反尔过；既然国王认为接见他的一位忠臣不适合，那么我就不坚持了。”讲了这些话之后，我便出来了。我请王子殿下重新委派拉瓦尔公爵先生去罗马当大使，如果他还愿意承担此职，那时我将向他办理有关移交手续。然后，我步行走上了荣军院大道，那是通向我的诊所的大道。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我离开德波利尼亚克时，他在我看来，在这种不可动摇的信任中，使得他明显地变得哑口无言，而这种哑口无言足可以扼死一个帝国的。
我辞去罗马大使的决定已经下达，我便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圣父：
作为一八二三年法国的外交部长，我有幸担当了已故国王路易十八的代言人，他让陛下登上了圣皮埃尔的宝座。作为查理十世陛下驻罗马的大使，我更有幸看到了您洪福齐天登上了教皇皇位，并且聆听了您对我说的那番话，那是我一生的光荣。在结束我有幸在您身边担任的高级使命时，我来向您证实一下那些我不断了解到的要害憾事。圣父，对您的善行善举，我要向您表示忠诚的感激，同时我还请求您赐我使徒的祝福。
顺致崇高、忠诚的敬礼！
您最谦卑、顺从的奴仆
夏多布里昂
经过好几天时间的搜肠刮肚，我在我的于蒂克1中总算搞出了些眉目；我写了一些信，用来拆毁我花了那么多的爱心修建起来的大厦。像一个人的死亡一样，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关系到家庭的、家族的活动；在一个梦的死亡里，毁灭这个梦的现实是更使人心碎的。永远的流放在罗马的废墟里曾经是我的幻想。像但丁2一样，我曾作好了安排，不再回到我的祖国去。这些有关遗嘱的明确解释，对回忆录的读者来说，不会有兴趣的；而对我来说，它却相反。年老的鸟儿从它避难的树枝上掉了下来，那是它离开它的生命走向死亡；它被流水带走，那也只是变成河流的一部分。
1公元前四十六年，继法尔萨尔之后，小卡通在于蒂克被赐死。于蒂克，非洲北部城市。
2但丁(dante，一二六五—一三二一)，意大利作家，政治家。
报纸上的溜须拍马
当一群燕子要出发时，总有一只要先飞出来，通报其他燕子马上就要出发。我第一个展翅飞翔，赶在公正无私飞行的前面。报纸对我备加赞扬，它们让我入迷了吗？一点都不会。我朋友中的一些人用保证我会成为首相的话来安慰我，说这一局玩得那么爽快，会决定我的未来：他们以为我有那种野心，其实我想都没有想过。我不明白，一个人只要同我共同生活一个星期，而且很融洽，他不会不发现我缺少的正是这种激情——这种激情是能把人推到政治生涯的最高位置的。我时刻在寻找退休的机会，我之所以对罗马大使馆那么感兴趣，正是因为它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它是个退隐的好处所。
说到底，我把对立面推得那么远，我在内心深处有某种不安的感觉，我将不得不成为焦点、中心和靶子；我被吓坏了，这种恐惧增加了我对失去了的宁静避难所的惋惜。
不管怎么说，在走下祭坛的偶像前要多烧香。德拉马丁先生，法兰西新的、光辉的典范，就法兰西科学院候选资格1问题给我写了信，那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1以接替达吕的位置。拉马丁在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五日当选。
德拉诺2来我家里待了一些时候。他对我说，他离开了您，耽误了您一些用来在法国建立一座纪念碑的宝贵时间。您的每一次自愿的、勇敢的免职都能给您的姓氏增添荣耀，为您的国家增添荣誉。
2德拉诺(delanoue，一五三一—一五九一)，法国剧作家。
诗人的沉思的作者这封珍贵的信收到之后，马上便收到了德，拉克雷泰尔先生的信。他对我写道：
他们竞选择了这么个时候来侮辱您！您，是个鞠躬尽瘁的人，对您来说，卓越的工作比高尚的行为更值钱！您的辞职同选定新的部长，在我看来，这两件事事先就联系在一起的。您的献身精神使我们亲密无间，如同波拿巴用他的胜利赢得我们的好感一样。但是，他手下有很多人，而您没有那么多的追随者。
两个很有功德，很有文学功底的作家，阿贝尔雷米扎先生和圣马丹先生1，起来反对我时只是软弱了一点，他们是同德达马斯男爵先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设想他们对于蔑视社会地位的这些人有些恼火：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原谅那些蛮横无礼的人。
1阿贝尔雷米扎(abelremusat)和圣马丹(saintmartin)都是东方学者、极端保皇党人。
基佐先生赏脸亲自参观了我的住所。他认为能够越过大自然设置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走近我，对我讲了他应该讲的话：“先生，真是今非昔比啊。”在今年(一八二九年)，基佐先生需要我帮他竞选，我便给利西厄地区的选民写了信，他被提名了。德巴罗格里2先生为此给我写了一封短信：
2阿希尔德巴罗格里公爵(achilledebroglie，一七八五—一八七)，娶了斯塔尔夫人的女儿阿尔贝蒂娜(albertine)。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先生，感谢您给我写信。我很好地用上了这封信，就像应该做的那样，而且我坚信，像一切来自于您的东西一样，它将结出硕果，结出有益的果实。就我而言，如果只牵涉到我自己，我同样地感谢您，因为没有任何事件会让我看得更重要，也不会让我产生更大的兴趣。
七月的日日夜夜让基佐先生当上了众议员，由此我成了他政治上高升的部分因素：卑贱者的祈祷有时候是会让上天听到的。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第一批同事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第一批同事是德布尔蒙先生，德拉布尔多内先生，德夏布洛尔先生，库瓦齐埃先生和蒙特贝尔先生。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在根特1从国王家里出来下楼时，在楼梯下面遇见了一个身着礼服、脚穿沾满泥浆的长统靴的人，他正要上楼去见国王。从他的精神面貌，从他的机敏灵巧，从他那温和、漂亮、像游蛇似的眼睛，我认出他就是德布尔蒙将军。他于十四号脱离了波拿巴的军队。德布尔蒙伯爵是一位优秀的军官，擅长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但他是属于这种人中的一个：身居高位，看得见障碍却无法克服它，原因是被人家指挥而不是指挥人家。幸运的是，在他的征途中，阿尔及尔会给他留下一个好名声。
1比利时城市。
德拉布尔多内伯爵，过去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最难相处的人，你一靠近他，他就会对你尥蹶子；他在议院里攻击演讲者，就像在农村里谩骂他的邻居一样；他会因为一句话，跟你闹翻天，比如为了排水沟什么的，他会同你打官司。我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当天上午，他就跑来告诉我说，他要同我绝交：因为我当了大臣。我笑了，任这个无赖撒泼；他也笑了，活像个泄气的赖皮狗。
德蒙特贝尔先生先是公共教育大臣，后来德布尔多内先生退休时，德蒙特贝尔先生便在内部取代了他。而盖尔农——朗维尔先生则取代德蒙特贝尔先生当了公共教育大臣。
双方都在准备开战：大臣一方出版了一些讽刺小册子，反对代议制；反对派组织了起来，并扬言：如果违反宪章，就拒绝纳税。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布列塔尼联盟”的组织来对抗政府：我的那些同乡常常在最近的革命行动中采取主动行动，在布列塔尼人的脑瓜子里有着我们那半岛上特有的肆虐海岸的“劲风”
一份其宗旨是推翻旧王朝的报纸大大鼓起了人们的士气。年轻而又英俊的书商索特莱早有自杀的企图，几次想用显赫的方式为他的党英勇献身。他曾负责共和国的文库工作的管理；梯也尔先生、米涅先生和卡雷尔先生是编辑。国民报1的老板塔莱朗王子没给金库里带来一分钱，他扔进金库里的只是一份背叛和腐化，只是污染了报纸的精神。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梯也尔先生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1这是共和国文库报纸的名称。
先生：
不知道一份开创的报纸是不是会做到它应该做的那样，我把第一期国民报先寄给您。我所有的同事和我一起，请您赏脸予以评断，不是作为订户，而是作为义务评论者。如果在第一篇文章里——那是我极为关注的文章——我成功地表达了您赞成的见解，我就放心了，也能肯定我的路走对了。
先生，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
阿梯也尔
我会回过头来谈谈国民报的编辑们的，我会说说我是怎样认识他们的；但现在我要单独谈谈卡雷尔先生。他是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的上司，在我同他有来往的时候，他能单纯地看待自己，由于他在作家中后来居上，他用他的剑维护着那些文人“拔”1出来的观点。
1这些文人满足于“拔”出(陈述)那些观点，而他“拔”出了他的剑：是不是应这样来理解？
远征阿尔及尔
在打算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远征阿尔及尔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作战大臣布尔蒙将军被任命为这次远征的首脑：他预料即将要发生政变，难道他想逃避这次政变的责任吗？从他的过去和他的手段来看，这是极有可能的；这对查理十世来说，是个不幸。如果不幸发生期间，将军留在巴黎，作战大臣的职位就不会落人到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手中；德布尔蒙先生无疑会把全部皇家军队集中到巴黎来；他会筹集必要的资金和给养，让土兵什么也不缺。
我们的海军在纳瓦兰2战役后，经过休整，从法国过去被荒废的各个海港出发了；锚地上挤满了开航远去的舰队船只。蒸汽船，人类天才的发明，来来往往在各师之间传达命令，像美人鱼，像海军上将的助手，活跃在军营之中。王太子3站在岸边，市民和乡民也来到了那里。他，这位王太子，把他的亲人、西班牙国王从革命中挽救出来以后，看到旭日东升，基督徒们也应得到解脱，但他是不是能以为接近大功告成了呢？
2指一八二七年十月英法俄与土埃(土耳其、埃及)之间的战争。
3指昂古莱梅(angouleme)。
现在再也不是卡特琳德麦迪西请求土耳其把阿尔及尔王国当作封地授与亨利三世的时代了，也不是为人作嫁的时代了！阿尔及尔将成为我们的掌上明珠，我们的战利品，不用得到任何人的允许，不用担心英国敢阻止我们去夺取这座“皇宫”；这却能使人想起夏尔五世和他的财产的变化。这对聚集在这里欢呼的法国群众、欢呼博絮埃的群众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和巨大的幸福。豪华的大船准备用船头拉开环链时，海雕的叫声使胜利的欢呼声更加高涨。当欢呼声里喊道：未来的成就属于伟大的国王时，就像将来有一天在他的坟墓里对他安慰道，他的家族已散布四方：
你在征服者面前，要么屈服，要么倒下，阿尔及尔，你堆满了基督徒的尸体。你在你那颗吝啬的心里说：我用我的法规守住我的大海，国民是我胜利之本。你的战船的轻捷让你信心十足，但是，你将看到你会在你的舷侧受到攻击，就像你要到悬崖上的鸟窝里去抓一只正在喂它的孩子的迷人的鸟儿一样，你也要受到攻击。你现在交还了你的奴隶。路易已经砸碎了枷锁，你的枷锁使奴隶们受不了了，他们在光荣的帝国里生来就是自由的。惊讶的水手们事先就大声叫道：“谁像蒂尔？然而她在大海中已自杀身亡1。”
1玛丽泰雷兹(msrie-teerese)王后葬礼上的祷词。
精彩的话语！你没有能够推迟王位的崩溃吧？国民们朝他们自己的命运走去，像但丁的某些影子一样，要他们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幸福之中。
这些战船给努迷蒂的大海带来了自由，也带走了合法性；这支在白帆下的舰队，是君主政体的开航出海，它远离了圣路易上船时的港口，那时死神在加太基正叫他。从阿尔及尔苦役犯监狱里释放的奴隶们，那些把你们送回你们国家的人却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祖国，那些把你们从永久的流放中解救出来的人们自己却遭到了驱逐。这支庞大船队的主人乘坐一只小船穿过大海逃了，但法兰西可以对他说科内利对蓬佩说过的话：“这是我财产的杰作，而不是你的，我看你现在龟缩在一叶小小的可怜的扁舟上；而你却想划着它与五百只战船一起航行1。”
1普吕塔克的蓬佩的一生(埃约译)。
这群聚集在土伦海岸上的人群目送着开往非洲的这支舰队；这群人中没有我的朋友吗？德勒普莱西，我姐夫的兄弟2，不是在船上接待一位漂亮的女士吗？那位女士是勒诺芒太太，她在等着从尚波利翁返回的朋友。这次对非洲的突然进击带来了什么结果呢？还是听听我的同乡、德潘奥昂先生怎么说吧：“自从我们看到这同一面旗帜在这些同样的海岸对面五百只战船上空飘扬以来，还不到两个月，六万士兵就急不可耐想去非洲战场上大展拳脚了。到今天，几个病人，几个伤员艰难地行走在我们三桅战舰的甲板上，这是战舰上的唯一随员了。在哨兵拿起武器，像往常一样向这面旗帜的升降致敬时，甲板上的一切谈话声便戛然而止。我也马上脱帽，带着只有在年老的国王本人面前那种无比的崇敬行礼。而在我的心底里，我是跪在深遭不幸的陛下面前的；我是悲伤地看到了这种不幸的迹象的3。”
2安娜比松德拉维涅(annebuissondelavigne)，夏多布里昂的姐姐，一七八九年嫁给了埃尔韦德勒普莱西。普莱西骑士，海军军官，是埃尔韦伯爵的弟弟。
3一位作战参谋军官的回忆录，由巴舒德潘奥昂男爵著。
一八三年会议的召开——进谏——解散议会
一八三年的会议在三月二日召开，关于王位问题的演说使得国王开口说话了：“如果这些罪恶的阴谋对我的政府造成了我不能也不愿预见到的障碍，我会找到一支力量来克服它们的。”查理十世讲这番话时的语气，就像一个男子，在通常的情况下又害羞又温和，在偶尔的情况下勃然大怒，声色俱厉：讲话的声音提得越高，解决的办法越显得南风不竟。
作为辩白的进谏书是由艾蒂安先生和基佐先生起草的，上面说道：“陛下，宪章跟法律一样，它认可国家有权干预公益事业的审议。这种干预应把您的政府方面的长期资助和人民的意愿变成公共事业的正规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陛下，我们的忠诚，我们的献身精神使得我们不得不向您挑明：这种资助并不存在。”
进谏书以二百二十一票对一百八十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德洛热利尔先生的修正案去掉了“拒绝资助”这句话；这个修正案只获得二十八票。如果那二百二十一票早能预测投票结果，进谏书可能被否决了。为什么上帝不能偶尔把盖住未来的面纱揭起一角！但它确实给了某些人一种预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十分看清他们应走的道路；他们害怕挨骂，或者，如果他们按他们的预感行事，怕别人不会相信他们。上天没有挑明问题的关键；当一个人忍受了巨大的挫败以后，他就会成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这抱负延伸在总体的计划中，展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而又在我们的后代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国王在回复进谏书时，表示他的解决方案不会变，也就是说他不会解除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职务。议会解散了：德佩罗内先生和德尚特洛兹先生取代德夏布洛尔先生和库瓦齐埃先生，让他们退休：卡佩尔先生任贸易大臣。在他周围还有二十来位先生能当大臣；还可以把德维莱尔先生召回，还可以任用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德维莱尔先生下台以后，当修道院院长弗雷西诺奉命要我去当公共教育大臣时，我就向国王推荐了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可是不行，他们害怕有能力的人。在他们追求庸才的热潮中，似乎是要使法兰西蒙羞似的，他们要寻找它所拥有的更加无能的人来当它的头。盖尔农先生是那些不为人了解的人当中最勇敢的人，他们发现了他，然而王太子却恳求德尚特洛兹先生去拯救他的君主制度。
根据议会解散后的安排，一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区级头头会议，省级头头会议在七月三日召开，在制止长房分支毁灭前仅仅二十七天。
那些十分活跃的党团把什么都推向了极端：极端保皇党人扬言要对王国实行去政；共和党人则想建立有个督政府的共和国或国民公会下的共和国。这个党的论坛报出版后，其发行量超过了国民报。全国大部分人还是要实行合理的君主政体，但要放开，要摆脱宫廷的影响。野心勃勃的人活跃了起来，每一个人都想当部长：雷雨过后，百虫逞能。
那些想迫使查理十世成为立宪君主的人，觉得他们合情合理。他们认为自己十分合理合法，但他们忽视了人的脆弱性，王权可以受到猛烈攻击，而国王本人却不行：他失去的是我们，而不是他的制度。
新议院——我动身去迪耶普——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我回到巴黎——路途中的思索——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新议院的代表都已到达巴黎。原二百二十一个代表中有二百零二人再次当选；反对党获得二百七十票，内阁一百四十五票，王权那部分全部丧失。选举结果自然是内阁隐退：查理十世执意冒犯一切，政变已不可避免。
我七月二十六日去迪耶普，早上四点便动身了，那一天正是敕令签发的日子。我相当高兴，很想再去看看大海；但是几小时以后，伴随着我而来的是一场吓人的暴风雨。我吃住在鲁昂，什么也不知道，真后悔没能去参观圣鸟昂，跪在博物馆漂亮的圣母像面前回忆着拉斐尔和罗马。第二天，二十七日中午时分，我到达迪耶普。我下榻在我以前的公使馆秘书为我安排的旅馆里。我穿好衣服就去找雷卡米耶夫人。她住在一套窗户朝沙滩开的套房里。我在那儿聊天、看波涛，不知不觉过了好几个小时。突然，亚森特先生来了；他给我带来了德布瓦西先生1收到的一封信；信中对发布的敕令大加赞赏。过了一会，我的老朋友2巴朗谢进来了。他从驿车上下来，手里拿了一些报纸。我打开箴言报看了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上面都是官方的文件；还说一个政府故意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跳楼！”我向亚森特要了几匹马要返回巴黎去。晚上七点左右我登上了马车，把我的朋友们留在那里惶恐不安。一个月以来，常有政变的传闻，但谁也没有理会这种看来荒谬的议论。查理十世向来生活在王位的幻象之中：王子们四周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安澜，使得他们不去看现实的东西，而去看天上的虚幻景象。
1德布瓦西(deboissy)法国贵族院议员，以前他是夏多布里昂在伦敦的使馆秘书。
2原文为“我过去的朋友”为作者笔误。
我随身带着箴言报，一天亮，也就是二十八日，我读了又读，为敕令作些评论。给国王的报告的前言给我留下了两方面的深刻印象：对于新闻界弊端的评价是正确的；但同时这些评论的作者却显得对当今社会的情况完全无知。无疑，自一八一四年以来，持自己观点的大臣们受到了新闻界的骚扰；无疑，新闻界有意控制统治权，迫使君主和议会服从它；无疑，在王朝复辟时期最近这些日子，新闻界只凭自己的热情，不顾法兰西的利益和荣誉，攻击阿尔及尔的远征，对其原因、方式、准备工作、成功还是失败的机遇大加发挥，泄露了武器装备的机密，把我们军队的情况、部队和战船的数量、以至登陆的地点都泄露给了敌人。要是事先把他们谈判的秘密这样泄露出来，或者标明他们的部队的宿营地，里舍利它的主教和波拿巴岂不早把欧洲置于法兰西的脚下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令人可憎的，但是，补救的办法呢？新闻事业在以前是鲜为人知的，人们以前没有看出它的威力，但现在它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它的话语比得上雷击，它是社会的电流。你能不让它存在吗？你越是要压制它，它爆炸起来就更具有威力。那么你得学会与它共存，就像你与蒸汽机为伴一样。你得学会利用它，去除它的危害性，或让它逐渐用于公共的和家庭的用途一点一点地削弱它，或者你逐步地把你的习惯和你的法则同今后支配人类的规律融合在一起。新闻界在某些情况下的无能为力的一个例证就是来自于你对它就阿尔及尔的远征发出的谴责：你不顾新闻自由夺取了阿尔及尔，就像我在一八二三年用这种自由最猛烈的大火发动了西班牙战争那样。
在内阁的这个报告中，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无耻的妄自尊大，即：国王对法律有先决权。那么宪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国王对政府制定的法令可以随意加以改变，那么为什么要用虚假的保证来欺骗人民大众呢？该报告上面的签字人是那么相信他们所说的东西，以致他们几乎不提宪章的第十四款；我曾就这一款提出了有人会把宪章当成自己的私货。他们想到了这一款，但是仅仅是想到而已，并且认为它是法律的累赘。
第一条敕令取消了新闻在各个部门的自由。这是十五年以来警察局在他们的小黑屋子里精心设计的上乘之作。
第二条敕令重写了选举法。这样，两项首要的自由：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彻底地取缔了：这两项自由的取缔，不是通过立法机构制定的法令而是通过这样一条随心所欲的敕令来做出的，虽然制定法令的机构腐败，它制定的法令虽然极不公正，但它却是合法的。这样有五个并不缺乏见识的人，他们、他们的主人、君主政体、法国和欧洲，以史无前例的轻率猛然跌进了深渊。我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我期望着有某种抵制，在不推翻王位的前提下迫使王权辞退那些大臣，收回那些敕令。在这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坚决不插手其间，不写、不说反对这些违反宪法措施的东西。
如果外交使团的成员没有对敕令直接施加压力，那么他们是支持这些敕令的。整个欧洲是厌恶我们的宪章的。当敕令的消息传到柏林和维也纳，当他们以为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会取得成果时，昂西隆先生大呼欧洲得救了，德梅泰尼先生显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接着不久，当德梅泰尼了解到了真相以后，他沮丧的程度同他原来高兴的程度一样强烈；他说他受骗了，还说舆论是绝对自由的，他早已习惯奥地利宪法那种思想了。
7月敕令颁布后，国会议员的任命便落到了这些人身上：这些人是在候见厅里，通过他们的见解或文章大力支持敕令的。我们从名单上看就是那些最反对代议制的人。是不是甚至就在国王的内阁里，在国王的眼皮底下，起草了这些令人沮丧的文件？是不是在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办公室起草的？是不是在一次仅有大臣参加的会议上，还是在一次有几个反对宪法的帮闲才俊参加的会议上？是不是在重压下，在一次像那种十人1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起草了这些七月决定(按照这些决定，合法的国王被判处在叹息桥上绞死)？还是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这大概是历史永远也不会向我们泄露的。
1秘密十人委员会，一三一年创建于威尼斯，到一七九七年，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真正的实权机构。
到吉索尔后，我听到了巴黎暴动的消息和一些令人不安的议论；这些议论表明宪章是多么地为法兰西人民所接受。在蓬图瓦兹，还有更新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不很确切，而且互相矛盾。在埃布莱，驿站没有马，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有人建议我绕过圣德尼，因为走那里会有路障。在库贝瓦，驿站的马车夫摔掉他那件钉着有百合花图案的钮扣的上衣；早上有人朝他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开往巴黎的敞篷四轮马车开枪，因此，他对我说他不准备带我走那条大街，他要在星形广场栅栏的右边去找托卡德洛的栅栏，从那里就可以看到巴黎了。我看到了飘扬的三色旗，于是我断定那不是骚乱，而是一场革命。我有预感，我的角色变了：我本来是跑来保卫大众自由的，却将要不得不保卫王权了。白色的硝烟在一排排的房屋之间升起；我听到几声炮声和机枪齐射的声音，不时夹杂着警钟的嗡鸣声。我仿佛看到古老的卢浮宫从荒芜的高原上倒了下来；那处高原是由拿破仑指定用来建罗马皇宫的。
我的车子从斜坡上冲下去，穿过耶拿桥，上了沿着尚德马尔斯铺了石板的路。一切都显得很孤寂。我发现一队骑兵站在军校的栅栏前；那些人看起来很悲伤，像是被人忘却了似的。我们走的是荣军院大道和蒙帕纳斯大道，路上遇见了几个行人，他们都吃惊地瞧着一辆驿站马车像平时那样在路上跑。昂佛尔大街已被砍倒的榆树拦住了。
回到我的家门口，邻居们夹道欢迎我回来；对他们来说，我好像是他们的保护神。夏多布里昂夫人对我的返回，既高兴又惊慌不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的早上，我给在迪耶普的雷卡米耶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后还有附言。信的全文如下：
我给您写这封信，但不知道您是否能收到，因为邮车已停开。
我是在隆隆的炮声、枪声和警钟声中进入巴黎的。今天早上，警钟还在响，但我已听不到枪声了。似乎大家正在组织起来，只要敕令不收回，反抗就要继续下去。这就是大臣们违背誓言的直接后果(还不说它的决定性后果)！至少可以看出，大臣们已把他们的错误归咎于王权了。
国民自卫队，巴黎综合科学校，一切都乱套了。我还没有见任何人。您判断一下看，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找到夏大太的吧。像她一样，见过八月十日和九月二日暴乱的人，仍心有余悸。一个团的士兵，第五纵队，已倒向宪章派这一边。很明显，德波利尼亚克是罪大恶极的，他的无能是一个很蹩脚的托词，有野心又无能，这就是一种罪过。有人说，宫廷准备迁到圣克卢去。
我自己的事不用同您说了；我的处境很艰难，但立场很明确。我不会背叛宪章，更不会背叛国王；我不会背叛自由，更不会背叛合法的王权。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做；只有等待和为我的国家哭泣。外省会怎么样，现在只有上帝知道；已有人提到鲁昂的起义了。修会要武装朱安党人和西部的保皇党人了。统治者们坚持有什么用？一个敕令和六个无能(或无德)的家伙足以把我们这个最平静的也是最繁荣的国家变成最混乱不堪也是最不幸的国家。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
战火又烧起来了。好像已向卢浮宫开火了，国王的军队固守在那里。我住的郊区也开始暴动了。人们开始谈论着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其首脑会是热拉尔将军、舒尔译尔公爵和德拉法耶特先生。
这封信可能发不出去，巴黎已宣布戒严，由马尔蒙元帅替国王掌权。有人说国王已被杀死，但我不信。望您保重，不要过于担心。上帝保佑您！我们还会见面的。
中午
这封信是昨天写的，没能发出去。一切都结束了，人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国王在所有的方面都作了让步，但我担心人们会要他让出王位。我今天早上已写信给皇上。此外，我为我的将来，做了一个令我开心的完美计划。等您到了之后，我们再谈。
我自己马上去邮局发这封信，只怕会要跑遍巴黎。
星期五
七月革命二十六日这一天
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刊登在二十六日的箴言报上。秘密保守得很严密，连自己军参谋长、担任值勤的元帅拉居兹1公爵、警察局长芒让先生都没被告之。塞纳省省长也只是看了箴言报才知道这些敕令的，副国务秘书先生也是在看了这份报纸后才知道的。然而，正是这些人掌握着各个兵种的武装力量。德波利尼亚克王子负责代理德布尔蒙先生大臣的职务，远没有想到要留心敕令这些琐事，二十六日那一天他在军务部主持工程招标会议。
1拉居兹(raguse)，即马尔蒙(mar摸nt)。
二十六日，国王在箴言报运到圣克卢之前就打猎去了；他从朗布耶回来已是半夜了。
后来，德拉居兹公爵收到了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一封短信：
阁下想必知道国王陛下以他的英明和对于民的爱护采取了一些为维护王权和公共轶序的特别措施。在这一关键时期，陛下凭依您的热忱以确保在您管辖的范围内的秩序和平静。
这些最脆弱的人再大胆，也决不会反对一支即将粉碎一个帝国的军队的；这种人的大胆只能用一种幻觉——人们不再认为是危险时刻一个小集团驱使的后果——来解释。报纸的编辑们，在咨询了迪潘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巴尔特先生和梅利洛先生以后，决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发表他们自己的文章，以防让人抓起来，针对敕令的非法性为自己进行辩护。他们聚集在国民报的编辑部：梯也尔先生起草了一份抗议，在上面签字的有四十四个编辑，第二天，二十七日早晨，发表在国民报和时代报上。
黄昏时，几位众议员在德拉博德家里集中，他们决定在第二天去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家里碰头，即将占领政治舞台的三种权力之中一种第一次在那里出现，其他两种是：君主政体在议会，占据着皇宫；共和派在市政大楼。晚上皇宫前有几次集会；人们朝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汽车扔石头。拉居兹公爵去圣克卢见了国王，他要从朗布耶返回时，国王向他打听了一些巴黎的消息。“年金降了，降了多少？”王太子问道。“三法郎。”这位元帅回答道。“会升上去的。”王太子又说。于是，各自散去。
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
二十七日这一天一开始就不吉利。国王委任拉居兹先生为巴黎总指挥官；这全靠拨给他的那笔肮脏的钱来支撑。这位元帅一点钟便去了卡鲁塞尔广场的自卫军参谋部坐镇指挥。芒让先生派人去抓国民报的人，卡雷尔先生奋起反抗，米涅先生和梯也尔先生以为大势已去，那两天躲起来了：梯也尔先生去了蒙莫朗西峡谷，躲在一个叫库尔尚的太太家里。库尔尚太太是两位贝克先生的亲戚；这两个贝克先生，一个在国民报工作，另一个在论坛报工作。
在时代报报社，事情的性质则严重多了。记者中真正的英雄非科斯特先生莫属。
一八二三年，科斯特先生领导着历史记事报，被他的同事指控出卖了这份报纸，他奋起反抗，身上还挨了一剑。科斯特先生到外交部去见我，我同他谈到了新闻自由；我对他说：“先生，您知道，我是多么热爱和尊重这个自由啊！可是，当您每天都在攻击王权和宗教的时候，叫我怎样在路易十八面前来捍卫这项自由呢？我请求您，为了您的利益，也让我省点劲，您就不要去破坏这千疮百孑l的壁垒了，说实在的，一个勇敢的人去攻击它应该感到脸红。我们做一笔交易吧：您呢，不要再去攻击那几个自身都难保的老头儿了，王权和宫殿也几乎保护不了他们了；我呢，我拿我的个人作交换，您早晚攻击我好了，您想说我什么就说什么吧，我永远不会抱怨；我自愿作您攻击的目标，但不要把国王当作靶子。”
科斯特先生对我这次会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时代编辑部里，在博德先生和一位警察分局局长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宪法的争论。
国王在巴黎的检察官，签发了四十四张传票给在抗议书上签了字的记者。
两点左右，革命中的君主政体分裂派像前一天晚上约定的那样，在佩里埃先生家中集合，但是什么事也没有议成。众议员们推迟到了第二天，即二十八日，在奥布里德皮拉沃先生家里集中。卡齐米尔佩利埃先生，是个生活有条理又富裕的人，他不想落在人民的手中，他对通过某种调整后的合法王权仍抱有希望。他激动地对舍朗先生说道：“不搞合法化，你们就会失去我们；你们在让我们离开高级职位。”这种合法的思想到处存在，在两次截然不同的会议上也体现了出来：一次是在卡代——加西库尔先生家开的，另一次是在古尔戈将军家里开的。佩利埃先生是属于这个由一般人民群众和士兵上升为资产阶级的阶级。他有勇气，思想固执；他勇敢地投入革命洪流是为了阻挡它；但他的健康状况使他太关心自己的生活了，他太看重自己的财产了。“对一个老在镜子里照他舌头的人，您要拿他怎么办呢？”德卡泽先生对我说道。
人群里人越来越多，并且似乎有动武的苗头。宪兵队的军官去告诉德拉居兹元帅，说他的人手不够，他担心会被迫动武。于是，元帅作了军事部署。
二十七日，当军营里接到带武器的命令时已是下午四点半了。巴黎宪兵队在自卫军队几支小分队的支援下，试图恢复里舍利厄大街和圣奥诺雷大街的交通。一支小分队在波尔多公爵大街1受到石子的猛烈袭击。该小分队队长在金字塔街躲过从皇家酒店投出的一块石头以后，便下定了解决问题的决心：他发现住在这酒店里的一位叫福克斯的先生手里端着他的猎枪，在窗口朝经过那里的自卫军队开火，士兵们给以回击，对着这座房子开火，福克斯先生和他的两名仆人当即被击毙。这些英国人，本来龟缩在他们的岛上，却要向其他地方输送革命，你可以看到他们混在世界各地，插手一些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比如为了出售一匹白布，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他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置于深重的灾难当中。这位福克斯先生有什么权力朝法国士兵开枪？是不是查理十世触犯了大不列颠的宪法？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玷污了七月战斗的话，那就是一个英国人射出的这颗子弹激发的。
1今天的七二九大街，在圣罗克教区。
二十七日这一天的首次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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