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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时的宋仁宗还对一个人有所不满，这个人就是前线战区总司令、自宋军三川口战败后，担任陕西马步军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夏守斌。
夏守斌大军屯驻河中已经两个月，却不见其有任何动静，而韩琦在奏折中只提到了魏昭炳、王克基两人怯敌，对主帅夏守斌却只字未提，这是碍于夏守斌是前朝老臣，又是枢密院长官？还是韩琦指责魏、王怯敌，带有某种的暗示？宋仁宗清楚“兵熊一个，将熊一窝”的道理，但夏守斌是前朝老臣，先帝真宗临幸澶渊之时，夏守斌是驾前巡检，多少也算是经过战阵的了，该不会他也是怯敌了吧？
事实上，仁宗皇帝的疑虑是准确的。
但不能否认，此时的夏守斌，虽已不复当年随真宗皇帝御驾亲征之勇，甚而连他的儿子、当初识破元昊用反间计陷害李士彬的鄜延路副都总管夏元享（夏随）的勇气都不如，但夏守斌在军事谋略上还是有其正确的见解。
夏守斌入主枢密院之前，是镇海军节度使、定州路都总管，当初，仁宗皇帝曾经向他了解西北形势，夏守斌回答说，西北那些小寨栅，平时驻兵不足千人，敌军如果以优势兵力前来，守军自顾不遐，哪里还能与敌军接战？应当把兵士合在一处，占据主要阵地，然后何机出击，或许可能成功。
正因为（夏守斌这个意见，和韩琦后来给仁宗皇帝的意见一致）夏守斌有过这样的军事见解，因此，仁宗皇帝才于刘平、石元孙兵败三川口之后，对主动要求赴西北御敌的夏守斌寄予了厚望，不仅给了他精锐的帝国禁军，而且还赐给他尚方宝剑，让他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但生性实为庸怯、又缺乏运筹帷幄宏大谋略的夏守斌，在军中并没有什么威望，宋仁宗以这样的人主掌河中府军事，实际上无异于一个摆设。
也就在仁宗皇帝对夏守斌大军逗挠不前心生不满的时候，文彦博和庞籍在河中府审理刘平投敌一案也有了结果，庞籍在上给仁宗皇帝的奏折中明确指出：黄德和退怯当诛！刘平等力战而殁，子孙宜赏恤！
这个审理结果，给了宋仁宗一个申严军纪、振奋军心的机会，宋仁宗立刻下诏：黄德和临阵逃跑，处腰斩，枭首延州城下以警后人！刘平赠忠武军节度使兼侍中，在信陵坊赐宅院一座，录其子孙；石元孙赠中正军节度使兼太傅，录其子孙。其余万俟政、孟方、高守中、张达等战死将领，一并赠官。又从内藏库、左藏库各拿出缗钱10万，拨给陕西前线以充军需。
但是，此时的仁宗皇帝，在对范仲淹的使用上却又一次犯了心疑，他改变了让范仲淹知永兴军的任命，而改任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代替范仲淹知永兴军的，竟然是前次被欧阳修讥为“有何脸面出入朝堂”的原右司谏、现任刑部员外郎高若讷。
很难说宋仁宗对范、高两人做这样的人事安排，这其中是否萌生了什么帝王心术？但高若讷上次没有谏留范仲淹，受到范的好友欧阳修讥讽，明摆着一定会对范仲淹有成见，仁宗皇帝如此安排，实在不能排除二人可以相互制约之心。而且宋仁宗这种做法太明显，谏官梁适就一针见血指出：范仲淹前次责贬饶州，高若讷时任谏官不仅没有劝阻，反而诋毁仲淹做事疏阔，今天却让他们一起共事，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宜，应委派一员近臣才是。
宋仁宗虽然被人戳穿了心思，但却还厚着脸皮装出不高兴的样子：朕正要把边陲大事委给仲淹、若讷，他二人怎能为过去的事情还生嫌隙？但仁宗皇帝话虽然是如此说，可后来想想，还是边事为大，开不得玩笑，最终取消了高若讷知永兴军的任命。
不过，导致宋仁宗做出如此安排的原因可能还有一个，那就是仁宗皇帝已经下决心重新起用老宰相吕夷简。范、吕两人总是拴不到一个槽里，如果范、吕二人重新起用，那么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前线，万一要是再生出点什么意外，会不会误了国家大事？如此，有个高若讷在中间，或许会起到一点什么意想不到的作用也未可知。
宋仁宗让吕夷简重归相位的决定，是在现任首相张士逊被御辇院近千辇官和家属拦住马头，马惊堕地之后做出的。其实，宋仁宗重新起用吕夷简的想法，早在三川口兵败之后就有了，现在张士逊马惊堕地，只不过正给了仁宗一个顺手推舟的机会。
本来，西北战事突起，张士逊位居首相，拿不出半点儿替天子分忧的办法，遭到谏官们指责，仁宗皇帝念他身为先朝老臣，又当过自己老师的份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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