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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匆匆离开柏林，是被叶子农“赶走”的，带着叶子农的托付返回北京。他在飞机上一刻没睡，一路都在考虑怎么办好“传话”这事。飞机是午夜时分抵达北京的，老九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市区，还是住在上次方迪给他预订的那家宝丽宫大酒店，就在方迪的新房社区附近，是一家中档酒店，等他办好人住手续进人自己的房间，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了。
此时正是纽约的下午时间。
老九顾不上其他，先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
老九说：“我到北京了。”
妻子说：“哦。”
老九说：“你现在跟我说，家里有事，让你赶快回来。”
妻子说：“家里没事啊，都好好的。”
老九说：“我知道，就是让你这么说，你说就是了。”
妻子担心地问：“为什么？你出事了？”
老九说：“我没事，也好好的。让你说你就说，等我到了家再跟你解释现在一两句话说不明白。好了，你开始说。”
妻子迟疑了片刻，说：“好吧。家里有事，让你赶快回来。”
老九问：“出什么事了？”
妻子不悦地说：“我怎么知道”
老九说：“你说，别问了，你就赶快回来吧。”
于是妻子说：“别问了，你就赶快回来吧。”
老九说：“哦哦，我知道了，等天一亮我就订机票，交代一下工作就回去。”
妻子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九说：“没事，你一说就真了，我需要这个事实，也不一定就能用上。”
打完电话，他洗把脸就睡了。连着几天没休息好，这一睡就由不得自己了，一觉醒来都快中午了，马上找出方迪的传呼机号码打电话联系。
一会儿，方迪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老九说：“我回来了，昨天晚上到的，降落时间太晚就没通知你。”
方迪说：“这么快呀，事情顺利吗？”
老九说：“中午吃个饭吧，见面再谈。”
方迪说：“我在车床加工厂，跟雷师傅谈完事我就过去。在哪儿见面”
老九看了看表，说：“11点半，我在宝丽宫酒店餐厅等你。”
方迪说：“1点半，好的。”
放下电话，老九刷牙洗脸，刮了刮胡子，就等时间了，趁这点时间他把反复想过的东西再过一遍脑子。他站在窗，俯看着外面的马路、行人、车辆……静静地凝神。叶子农托付他的这件事仅仅是传个话而已，太简单了，简单到无可推托。但是……但是……叶子农去巴黎真是一个正确选择吗？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他完全不这么认为。他既不能不办，又不能办成；既不能办成，又要给叶子农有个交代；说到底就是既要转达叶子农的委托意图，又要阻止这个意图的结果发生……这就不简单了。他想到了方迪，方迪熟悉本土风俗文化，脑子反应快，语言表达能力强。但是，他也知道方迪一向不喜欢多事，又有敏感的家庭背景，这可不是上次当个临时翻译那么简单，一旦方迪拒绝，会都很难堪。
老九是真头疼了。
将近11点半，老九把旅行包里的钱、护照等重要东西带在身上，下楼去了餐厅，这时餐厅才刚开始营业，还没到就餐的高峰时间，主餐厅里的人很少。老九选了一张靠西墙的小桌子坐下，等方迪。服务员拿来菜谱，他告诉服务员等朋友来了再；存菜。
很快，方迪到了，一手拎着包，一手拿着车钥匙。
老九起身招呼道：“坐。”
方迪坐下，把包贴墙放到桌上，说“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以为得几天呢。”
老九说：“被子农赶走的，他也是怕我惹上麻烦。”
方迪说：“机器连杆原来的设计是钢套定位，试了一下效果不太好，容易漏油，金属噪音也大，雷师傅准备改成轨道式的，用轴承和轨道定位。”
老九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
方迪接着说：“昨天接到通知，老九禅面的商标不能注册，老九已经被人注册了，禅字涉及宗教，早就被佛教组织注册了。”
老九问：“那咋办”
方迪说：“代理都查过了，九哥老九都被注册了。我想来想去，九哥的本名叫慕容久，久跟九是同音，禅面就是悟的过程，是否可以用久悟？还有，单一个面字我觉得太宽泛了，是否直接用杠子面？叫久悟杠子面？”
老九想了一下，说：“好，就叫久悟杠子面。”
方迪说：“九哥，你连商标的事都不着急？”
老九说：“我着急有啥用？这边有你呢，我也不用着急。说真的，我脑子里一点没想筹建公司的事，那个现在不当紧。”
老九把这趟去柏林的情况详细跟方迪讲了一遍，其间服务员把酒菜陆续上来了。方迪也不插话，就静静地听，偶尔喝一饮料。
介绍完情况，老九把一张字条递给方迪，说：“这是我让子农写的，笔记寄过来大概要走1多天，你拿上这个条子去找黄主任取邮包。”
方迪接过字条看了看，上写：黄大妈，见此条请把邮包转交给方迪女士，谢谢。下面是叶子农的落款和日期，还有叶子农所在居委会的地址、电话和黄主任的名字、电话。
方迪收起字条，说：“张志诚这个位置的人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求的，叶先生也是饿死不求人的主儿，两人又是一面之交，叶先生这个嘴张得不容易啊。”
老九说：“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还是像囚禁一样把他关起来”
方迪没吭声。
老九喝了一啤酒，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传话简单，可传成啥样就不简单了。九哥这人你是知道的，嘴笨，脑子也笨，哪是办这种事的料啊。”方迪听着，已经感觉到老九要表达的意思了，等着老九继续往下说，而老九却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说了。方迪等了一会儿，说：“九哥，你能在这儿为难就不错了，叶先生要真鼓起勇气给张志诚打电话，你现在连为难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有倾向性的表态，这让老九心里多了几分底气。
老九说？“昨天夜里我给家里打电话，让你嫂子跟我说家里有事，让我赶快回去。那我就家里有事了，要赶快回去。可我知道你不愿意多事，家庭背景又敏感……”
方迪抬了一下右手示意老九不要讲这些，说：“九哥，说事。”
老九喝了一啤酒，长吁气，说：“子农说他只能没脸没皮一回了，我能理解。那九哥这次也是不要脸了，我家里有事得赶快回去，传话的事就转托你方迪了。”
说着，老九将写有张志诚地址和电话的字条交给方迪。
方迪又看了看这张字条，收起，说：“九哥吩咐的事，我照办就是。”老九叮嘱说：“办好，一定要办好。”
方迪说？“张志诚愿不愿意帮忙？能不能帮？他求助的上级或部门是什么态度？法国官方又什么态度？这都是未知数，即使叶先生直接打电话，办成的概率也是很低的。如果是很容易的事，叶先生也就不存在没脸没皮这回事了。”
老九说？“交给你办我就放心了。那你先慢慢吃着，我这就去服务台问机票，到纽约的班机不少，赶上哪班算哪班，赶早不赶晚。”
方迪点点头说？“好的。”
老九说？“传个话不是啥复杂的事，不能久拖。”
方迪说？“我知道，晚上我准备一下，争取明天就办。如果张主任不在北京，或者有事不能接见，那就不是咱们的责任了。”
老九放心了，去酒店总服务台问机票。
方迪驱车提前两个小时把老九送到机场，老九将乘坐晚上8点的航班回纽约。老九担心方迪开夜车路上不安全，就早早让她回去了。方迪离开机场时天色临近黄昏，回到市区大街上已是灯光璀燦了，冬季的北京城到了晚上显得格外绚丽和繁华。
车子快到新房的小区，路过一家饭馆，店家在饭馆门摆个摊子卖盒饭，方迪停下车过去买了一个盒饭，放到车的仪表台上，开车回新居。
进了门开灯、换鞋、脱下外套……她坐到沙发上准备吃盒饭，这就是她的晚饭了。她拿着一双一次性筷子愣神：一没吃……；愣了一会儿，她放下筷子，盖上盒饭，穿上外套下楼去了，步行走出小区。出了小区大门就是一条大街：大街两侧店铺林立，她走进一家门面不大的烟草专卖店，买了一包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一个乳白色的陶瓷烟缸。
回到屋里，她坐到沙发上抽烟，继续愣神……抽到第二根烟：她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熄掉烟：再次穿上外套下楼去了，到街上一家小饭馆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五香卤煮花生豆，回到屋里一个人喝酒。没有酒杯，就是举着瓶子喝。花生豆也没放到盘子里，就用手捏着吃：然后用纸巾擦擦手。屋里静静的：没开电视，没烧热水，甚至连一只钟表的声音都没有，只有方迪默默地抽烟、喝酒：偶尔放嘴里一颗花生豆……
不知过了多久：烟缸里的烟头都塞不下了，酒下去了大半瓶子……她终于喝醉了，头重脚轻地到洗手间呕吐，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挣扎到沙发上的，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方迪驾车来到张志诚的工作单位。尽管她醉了一夜，但是出了家门的女人永远是一丝不苟的，除了眼神里稍稍的倦意，她依然是美丽动人而气质出众的。她把车停在大门的一侧，走到警卫室窗。
方迪说：“我找张主任。”
值班员闻到了方迪呼吸中的酒气，皱了一下眉头：问：“哪个张主任”
方迪回答：“张志诚。”
值班员问：“有预约吗”
方迪回答：“来之前我给张主任打过电话，您可以核实一下。”
值班员到里面打了个电话，回来说：“证件：登记一下。”
方迪拿出身份证递过去：值班员很仔细地检查、验证，然后记在登记簿上，写完让方迪签字，把证件还给方迪，给了方迪一张准人证。
值班员说：“进门照直走：到那栋三层办公楼有人领你进去。”
方迪把车开到纵深的三层办公楼前停下：刚下车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迎上来。工作人员问：“是方小姐吧”
方迪出示了一下准人证，说：“我是方迪。”
工作人员说：“请跟我来。”
到了张志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先是轻轻敲了两下门，听到里面的人说“进来”才推开门进去，说：“张主任，方迪小姐到了。”
张志诚正伏在桌上办公，抬头说：“请她进来。”
工作人员对方迪说：“请吧。”说完关上门离开了。
张志诚看了看方迪，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说：“坐吧。”
方迪坐下。
张志诚说：“说吧。”
方迪把叶子农委托老九、老九因为家里有事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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