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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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局》、《后台》、《我的美丽没有错》。《绝路》出版后，不到三个月，三、四种盗版书纷至沓来。《后台》由春风社出版出版后，先后有《扬子晚报》、《华商报》、《重庆商报》、《上海新闻午报》等十余家媒体作了连载。不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又出了再版，西安一家文化公司买断了电视剧改编权。虽然这些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我心目中的小说。我只是想通过这些小说的写作，抒发某一时段堵在心里的块垒，提升我结构长篇的能力和叙述水平。我似乎觉得，这些小说的创作，都是为了我的这部小说创作在做准备。我省新锐评论家杨光祖曾在评论我的小说时说：“本来，唐达天从故事小说向性格小说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完全可以在这片文学活土上大有可为，一展才华，写出扎实厚重的长篇小说，无愧于自己的童年体验和西部热土，在文学艺术上再上一个台阶。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将笔触摇向了畅销小说的领域，写出了长篇小说《绝路》系列。《绝路》是一部好读的小说，是一部拥有一定数量读者的小说。在如今这个市场经济社会，做畅销书作家，还是做纯文学作家，或雅俗共赏类作家，当然是个人的事情。不过，我认为在文学写作中丢失自己，也是一条‘绝路’，即便它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他的话无疑戳到了我的痛处，也点准了我的软肋，对我的创作触动很大。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我一生的夙愿，但是，我知道，我缺少的东西还很多，我之所以迟迟不敢动笔，是怕浮躁的环境和心气破坏了我的写作心态，也怕我的生活储存和创作能力跟不上去，破坏了深藏于心的美好，从而损伤了那些人物在我心目中的神圣。海到无边天是岸，山登绝顶雪为峰。任何事情，强求不得，到了一定时候，自然会瓜熟蒂落。直到2004年，我调到了市文联，有了时间，对我的生命体验做了认真的回顾与梳理，才觉得我的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已在我的心里一天天地成熟与丰满了，他们中，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新的一代，成了社会的脊梁。也似乎觉得，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也隐约地寻找到了，应该到了动笔的时候。

    小说中的场景，小说中的人物，都在我的故乡。有的人物，我连名字都没有改。只要我一闭上眼，他们的音容笑貌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尽管如此，困惑也不少。如何表现生活，如何提升这些人物？以描写为主，还是以叙事为主？我曾经十分的矛盾。我喜欢那种平静的文字下，涌起的波涛，也喜欢一字一字的，跳动着的音符。但是，当我提笔一写，还是忍不住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我无法克制着我的冲动，正如我无法克制我对这片的土地的热爱。充满激情的写作，往往会失之偏颇，却也有冷静的叙述所无法企及的感染力。我一向排斥绵密的自说自语式的絮絮叨叨，也不欣赏原生态的自然主义的生活堆砌。由于作家本人的性格不同，他的表达方式也截然不同。正如托尔斯泰无法用博尔赫斯的方式去叙述，卡夫卡也无法写出《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着，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都是世界级的大师。既然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就只能随其自然了，过分地强迫自己，往往适得其反。

    当我进入写作状态，才第一次感到了，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将是对自己的知识、思想、修养和人格的挑战。过去也曾知道，一个作家的人格修炼，精神资源的深与浅，直接关系到作品的高低。但是，知道归知道，因为切身的体验不深，总也不以为然。直到现在，我才深切地感到了我的知识资源、思想资源、精神资源的贫乏和不足。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认识，一部作品的成败，与一个作家的自身修炼将有着多么重要的关系。写作到了一定的阶段，仅有热情、生活、技巧和灵气是不够的，思想便成了决定性的关键。思想于小说，犹如灯之光，火之焰，珠宝之气，金银之泽。有了它，就有了神韵。如何更加准确的把握人物的命运，真正概括出西部农民的真实，极大的发掘出人物自身所具有的精神含量，这使我时常出现的困惑，这也正是我要逾越的高峰。这其间，我有幸查看了雷达先生的《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和《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雷达先生是我一直敬仰的评论家，他写的评论文章，我凡能搜集到的都要找来认真地看，每看必受益。这次亦然。先生的论述，犹如洪钟大吕，对我的创作启发相当大，他站在人类抒写的高度，俯瞰当前的写作姿态，所指出的症结正是我创作中遇到的困惑，悉心揣摩，我的思绪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似乎慢慢地从困惑中走了出来，最终逾越了一个个障碍。

    当我的小说快要完成的时候，我从媒体上看到了两则新闻，对我的触动很大。一则是一列从新疆开过来的铁路客车被沙尘暴困在嘉峪关数个小时，飞沙将厚厚的玻璃窗打成了碎片。二是“武威放水救民勤”。前者让我震惊，后者让我温暖。生态的恶化的确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大自然已经向人类发出了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珍惜，必将得到应有的报应。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爱护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生态的恶化，与水有着很大的关联，民勤与武威，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争水事件，虽也有吵闹，甚至也有过械斗，但是，这种争斗，说到底，只是一种兄弟式的争斗，到了关键时刻，兄弟毕竟是兄弟，他们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其实也表明了人与人的关系逐渐走向和谐。如何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人与人的关系，这已经成了全球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的小说想要关注的。更重要的，还想写出人的一种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传承。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使他们在非常严酷的生活环境中生存得有滋有味，也正有了这种精神的继承与扬弃，才会一代比一代强。中国农村历来是政治和改革的前沿阵地，在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实践中，农村经历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农民富裕，农业发展的新路子。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不能忽视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承载毕竟是有限的，能否准确地把握与驾驭，能否高度的概括和提升，说到底还是一个作家的精神能力问题，我知道我还不够，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已经尽力了，也只能如此。有人问球王贝利，你最好的球是哪一个？贝利说，是下一个。可我，没有那种自信心，只能说是这一个。我一直对关心我创作的领导、师长、朋友和读者心存感激，是他们，给了我创作的自由，也给了我创作的热情。感谢甘肃省委宣传部，把这部作品定为全省的重点文艺项目，给予了资金上的扶持，消化了我几年的差旅费。在此，我一并深表谢意，虽然是轻描淡写地一笔，我的心却是真诚的。

    二OO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于珠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