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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工分”两字，得把时间的镜头拉到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前。
“工分”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评工记分”的简称。若定要说出它的子丑寅卯，大概可以这样叙述：
工分，是农村里评定农民的劳动量和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方法。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其基本做法是：根据每个出工成员每天或一定时期内劳动的实际情况，按照一定标准，在生产队或作业组内进行民主评议，确定每个成员应得的劳动工分，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依据，年终决算时，再按照该集体经济单位的每一工分值和每个成员的工分总额，分得一定的劳动报酬。这种方法其形式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但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
消失过时了的东西，现在再挖出来品味，虽有些陈腐气，却也让人陡生无限的感慨。我虽没有机会自己挣过工分，但荣幸的是我出生在那个年代，成长在那个年代，因此我对“工分”两字还收藏着深刻的记忆，尽管现在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迫使人们的脑袋天天消磁，但“工分”却像永不消逝的电波。年轻人以为我又要讲故事了，其实我没有故事，我只是把挥之不去的记忆复制存盘而已，等我的孩子长大成人，这东西说不定就真的成了老掉牙的故事了。
那么就容我说说吧。
用约定俗成的说法，那时我是枫桥公社先进大队的一名儿童。那时没有“村”这个说法“村”字听起来，味道有点象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稀罕。所以我们小时候从来不叫“村”自从我嘴巴里会吐几句土里土气的土话后，父母反反复复教我的一项内容就是记住自己是哪里人。他们的启发式很机械化，问我，你是哪个公社，我答枫桥公社，问我，你是哪个大队，我答先进大队，问我，你是哪个生产队，我答，第二生产队。于是我被赞誉成记性是好，教了三遍就记得牢了。后来父母仍用这道题目测试过我的弟妹。等我能把枫桥公社先进大队第二生产队这句话一气呵成后，我就骑上了我父亲的脖子。那时候生产队里常常要开社员大会，去开大会的父亲在晚饭后就把我这个拖油瓶也带上，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父亲像握锄头柄似地握住我的两只小脚，而我则像捧个老南瓜似地捧住父亲的头，怕一不小心跌下来。父亲问一句有没有抱牢啦，我说抱牢了，他就动身走了，嘴里一年四季哼着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饭焐萝卜靠酱油，大概算是心情舒畅的样子，身后则跟着絮絮叨叨的我的母亲。
就是在那个年龄，我竟知道了什么叫工分。那一天的会议，就是村里评工分，每个劳动力都要定一个分数。想必我是坐在父亲的脚踝头，看着那个热闹的场面不敢轻举妄动。一个人报出自己可评多少分，然后听大伙的意见，如果大伙说好的好的，这分就定下了，如果大伙在底下嗡嗡嗡嗡响得象个锋窝，那你的分数就得往下减。这种评工分的场面挺象现在的就职演说，是亮见亮的事情。全劳动力是最关注的，全劳动力为十二分，也就是干一天得十二个工分，那肯定是力气像大力士一样的粗壮男子，简直就一个抵二，其它的就是十分、九分半、九分、八分半、八分，以此类推。都是凭力气吃饭，所以体弱多病的就倒灶。我父亲虽不能干但一定相当蛮干，所以得了个全劳动力的称号，母亲却只得了九分。所以散会回家的路上，她很气不过的样子，把脏话臭话全泼在生产队长身上了。说社员都有偏心，说美英老姥倌评九分半是有道理的，大队长他老婆评九分半就是偏心，干起活来不如我煞，工分却比我高半分，凭什么她比我高半分，明摆着队长是她男人，哼，这个老姥倌的事情，瞒不牢的，她与阿灿瘌子草篷里偷鸡摸狗的事情谁不晓得，你个大男人也太苁头苁脑了，也不站出来帮我说话。说着说着就又怪起我父亲来了。我父亲听着就骂她不要嚼嘴嚼舌做嚼舌头。明晃晃的机耕路上，尽是他们两人的品头评足和怨声载道。
我父母到底是安份守己的好农民，脸薄，心实。骂过一阵之后，就死心塌地听队长的指挥出工干活去了，一天也不肯耽误。除非死爹死娘的大事发生，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否则他们是断然不肯也不敢损失这一天半天的工分的。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把该挣的工分一分不少地颗粒归仓。所以，后来日子好过起来，我母亲就披露她当初作为女人的艰辛。在我与弟弟之间，母亲又怀过孕，在一家三张嘴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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