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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社科院读了三年研究生，那三年中，哲学系始终处在颠沛之中，先后搬了三次家。第一学年在工会干校，地处闹市，又守着一个陶然亭公园，日子过得还比较有意思。由于住房拥挤，我常到公园里看书和读外语。觉得闷了，就和一二同学结伴，骑车到处转，看各种热闹。我还重获了买书的乐趣，外国文学书籍刚刚放开，开始陆续出版，我基本上是见一本就买一本。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后期图书大涨价之前，十来年间出版的此类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我搜集得相当齐全。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到处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
与工会干校签订的合同为期仅一年，第二学年一开始，我们搬到了通县北苑旅馆。这是一家汽车旅馆，俗称大车店，是司机们过夜的地方。宿舍的窗口正对着停车坪，那里日常停放着几十辆过路卡车。每天从早到晚，从深夜到天亮，卡车、拖拉机、摩托车的马达声此起彼伏，无休无止，吵得人心惊肉跳。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睡觉，每天深夜三时半，就开始响起汽车发动的声音，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终于响成一片。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简直要发疯，遑论静心读书。因为远离市区，生活也十分单调。每天晚上，不管节目多么无聊，走廊上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总是聚集着许多观众，他们是研究生哪，可是不能怪他们，这是他们唯一的调剂。受一些同学委托，我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一封信，反映噪音对学习的严重干扰和我们忍无可忍的心情。这封信在内参上刊出了，惊动了社科院的领导。于是，系里赶紧另找地方，从第二学年下学期起，我们搬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十一学校。不久后，整个研究生院撤离北师大，都搬进了十一学校。毕业前夕，研究生院用地批下来了，在京顺公路边荒凉的西八间房，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住进工地上临时搭建的简易铁皮屋里。
在三年中，不但居无定所，而且课程也很不规范，好在我一向喜欢自学，对此也就无所谓。全系的大课只有资本论，从中央党校请来的教员，我听过一回，讲解的方式是所谓领读，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讲段落大意，实在乏味，我再不去听了。开第二外语课，我选择了德语，这倒是需要听课的，但系里久久聘不到老师。终于聘到了一位，来自第二外语学院的林先生，这个畸零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开始，很多同学选学德语，当我走进充当教室的小屋时，人已满。桌边坐着一个人，穿着肮脏的工人服，露出里面油腻黑亮的白棉毛衣圆领，脚上是一双沾了泥浆的旧运动鞋，像一个泥瓦匠。那天下雨，他戴一顶旧草帽，弓着背，看不见他的脸。我落座后，弯下腰，才看见了他的许久未刮的脸和一副深度近视镜。他低着头，说话了，带广东口音，吃力地选择着字眼，常常词不达意。他先作自我介绍，五十八岁，西南联大毕业，曾师从冯至和杨一之学德语，举出好几个名人是他的同学，但他自己至今是一个讲师。后来听说，他娶了一个没有文化和职业的女人，生了六个孩子，其拮据可想而知。开始上课了，他不做任何讲解，带着大家朗读长长的德语句子，边读边摇头晃脑，对于这些句子，我们既不知道读音规则，也不知道意思。上第二堂课时，多数人不来了，说他是精神病，只剩下了四个学生。我始终怀着极大的同情听他的课。学生这么少，他仍讲得很起劲，做出夸张的姿势向我们示范发音，因为是侏儒身材，又常常爬上椅子去板书。一个能说流利英语的同学说，其实他的发音很标准。一次课后，这个同学把林先生留下为自己录音，录了几个小时，然后请了一顿午饭。回到宿舍，他见人就说，这老头真能吃，一顿饭吃了七两，四只菜全部扫光。录了这次音之后，这个精明的同学也不来听课了，开始暗中活动另聘教员。可怜的林先生不到一个月就被辞退了，潦倒了一生的他，又遭受新的打击。
新来的老师是某出版社的一位德语编辑，时间不长，他自己不愿教了。因此，我学德语基本上是自学的。最令我苦恼的是没有课本，跑遍全北京买不到，只好趁别的同学不用时借来看一眼。直到小早在他供职的学校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两册文革前北外编的课本，借出来寄给我，我才能够比较认真地自学了。后来，这套课本重新出版，别的德语书也陆续出版，资料不再是问题。因为缺少听说的环境，我自己也不耐烦做这方面的练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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