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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见她时刚刚下班，只拿着一张地址，还有一牛皮纸袋的资料文件。他找到张爱玲住的305室，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以免她独居不敢随意开门：“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东西给您！我跟您通过电话！”
林式同听见屋里有的动静，又过了半天，听见一个缓慢轻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抱歉的口吻应答：“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他当下有些纳闷，也只能应一声好，便把东西放在门口，自己往电梯走。他听到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留在房门口的黄色信封袋已经不见了。这给林式同留下极其神秘难解的印象。
门里的张爱玲正忙着拿杀虫剂喷洒房间每一个死角，也不放过门边的鞋子，想了一会儿，她把用完的杀虫剂丢进厨房的垃圾袋，鞋子也丢了。
垃圾袋子里已经有用完的两瓶杀虫剂。厨房冰箱敞着，里面亮着灯，架上的食物已经被清空了。张爱玲打开凌乱的衣柜，先把衣服都从衣架上拿下来，要彻底清洁衣柜，但是又疑心，可能连衣服里都藏有跳蚤，于是把衣服丢进浴缸，打开热水转到最烫，企图杀死跳蚤。随即她想到有些质料不能遇热水，赶紧伸手去捞，但水太烫，最后这些衣服如同刚才鞋子的命运一样，湿漉漉地被丢进一个大垃圾袋里。她十分懊恼。
她穿着浴袍待在浴室里，对着镜子把可能藏跳蚤的头发拉起来，忍着痛，一缕一缕地剪掉。然而这也不能完全驱散她的疑心，索性离开了似乎处处潜伏着危机的公寓，在好莱坞街道上重新寻觅安身之所
她的邮箱地址未变，但因为离得远了，只能一两个月才去拿一次信。狭小的邮箱里塞满了书报杂志文件，卡得紧紧的动弹不得。小邮局老板相当不满意，看着张爱玲怎么都抽不出来信，也只袖手旁观，还要抱怨：“我们不可能老是这样为你个别服务！你该换一家离你近一点的邮局！”张爱玲的理由是她没有时间写信通知别人她的新地址。生命被这样无休无止的琐事填充，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所厌恶憎恨的虱子。
好莱坞金色的太阳，黄秃的山脉，干燥的空气，使人感觉每一样东西的水分都在快速地蒸发。张爱玲干瘦的身躯却充沛着意想不到的精力。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大多是手提袋和纸袋，在汽车旅馆柜台前驻步，要了一个房间。她的眼睛迅速打量着这旅馆的办公室，广告上说是新开的，但是看起来很陈旧。经理解释说是刚买下的旅馆，不过房间都重新整修过。
张爱玲说话声音很轻很客气，但是态度很坚持，眼睛也尽量避免接触对方问：“我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营业登记吗？”经理听了愣住，有点不耐烦，但还是把营业登记从后面墙上摘下来给她看。她迅速看着，点一点头，表示认可。
她去到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提着两个大纸袋，手里另外还抱一个回到汽车旅馆。最初接待她的经理眼睛一直盯着她看，因为她这次回来头上是一头乌黑的假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回到房间，把新买的毛巾拖鞋套到脚上，觉得很满意，于是把脚上惟一剩下的一双宽条凉鞋也丢进垃圾桶。
她打开电视，让房间里充满声音，接着处理稿件，还有邮局领回来的信件。好几个手提纸袋堆在房间的墙角，那就是她所有的行李。她把凡是手写的信封（朋友与她联络的信）都丢进一个大纸袋。把打字的信封（账单或通知单之类）堆成一堆先拆来看。街上和旅馆里拿回来的广告纸散满床头小桌和床上，拿来打草稿用或计算用。因为隔壁一对男女没完没了地亲热，她又找经理换了房间，满脸不耐烦的经理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古怪的中国老太太。
她常吃中国餐馆送的外卖，但送餐的墨西哥人从来见不到她。门带着链钩，钱从里面递出来，他拿了钱，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张爱玲直到确定陌生人走了，才开门拿进来。公路边的快餐店成了张爱玲的办公室，惘然记就是从那里一笔一划编出来的，她写道：“这些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最近有人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旧作，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也可以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这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他的权力，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窃盗罪似的！不得不乱坏憬淮，不然读者看到双胞案，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我自己的作品！”
年过六十的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作品像当年一样地在意，对于捍卫自己的文字她从来没有放松过。这样的毅力，是从她的性格灌注到她对写作的终生投入，不管她写多写少，成功失败，她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线上。
张爱玲提着大袋小袋的“行李”在各个汽车旅馆之间流浪。她穿长风衣，戴假发，两手提纸袋，肩背皮包，脚上穿着毛巾拖鞋，这已经成为她在日落大道搬家的基本装备。这是她能负荷的行李，也是现下惟一拥有的东西。然而她看起来并不愧狈，倒是从容中带一点匆忙，和城中一般要赶着上班工作的人脸上的神情没有两样。
她乐于“享受”不断搬迁的生活，直到在某家汽车旅馆遭窃，小偷拿走了整个袋子，里面有她的美国公民身分证以及收入证明，还有她对前来调查的警察所报告的，她“这几年做的工作”！
警察想问得具体些：“什么样的工作？”
张爱玲心头刀剜一样，真是有无从说起的痛苦：“一部小说的翻译稿！一部中国小说！”
“有多少？我是说遗失的文件有多少页？”
张爱玲又痛苦地看警察一眼，他绝对不会明白的，但她不得不尽量数字化地回答：“我不确定！我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做的！差不多十八年！”警察果然听得一头雾水，也只能照着把它记录下来。
很久很久，张爱玲坐在警察问案的地方，一动也没动，怔怔望着这奇怪又陌生的房间。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在做什么？这十八年她在做什么？弄丢了海上花的英译稿她就仿佛像是心被摘去了一样，又像是时间再一次跟她开一个大玩笑，所有她的努力，多半都注定了白忙的命运。
一九八五年四月，林式同第二次去见张爱玲，距离送文件那次已经一年半了。这回是在一家汽车旅馆简陋的会客区。林式同早到，他对于要见张爱玲，心里感到强烈的好奇。刚到约定好的时间，张爱玲就出现了，头上包着灰色的方巾，身上穿着一件同样接近灰色的灯笼式的罩袍，她行动很敏捷，身体又轻盈，仿佛是飘着出来的。一来就朝一张能避过旅馆经理的椅子坐下，朝林式同点头笑一笑。林式同直觉上懂得，张爱玲有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所以他在谈话中就不再直接称呼她张女士。
张爱玲问他住得有多远，随即为上次的事情道歉：“时间真是可怕！我每天都在跟时间做战！所以我也特别不愿意浪费人家的时间！”
林式同连忙让她放心，说道：“你不用这么客气，庄跟我是老朋友！他托我要照顾你，结果你一件事也没有交代我，庄打电话来问我都不好意思！”
张爱玲直接切入正题：“现在要麻烦你了！我申请房子的收入证明还有证件都丢了，现在要找房子很困难，目前暂时还住汽车旅馆，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请你帮忙。”
林式同表示没有问题。他很好奇张爱玲的通讯地址，便问：“你一直都住在汽车旅馆？”
张爱玲回答得一本正经，绝对不像是在开玩笑：“是为了方便！不干净可以马上搬！我在躲跳蚤！那是一种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别强，杀虫剂都没有用！”
林式同听得发愣，但他已经学会面对张爱玲不多发问。张爱玲站起来说：“耽误你太多时间！下次我有需要，就不客气，直接给你打电话了！”
林式同也赶紧站起来，原来会谈已经结束，墙上的钟只走了一格，五分钟。张爱玲叫他开大概四十分钟的车来这儿，只是想见见他这个人。林式同出门上车，张爱玲在旅馆门口送他，和他挥挥手。他倒车，从后视镜看见她还站在门口送他，风吹着她的衣角飘飘然，那浅灰色加上头巾让她看起来像一个修道的人，瘦长的身影，出尘的遗世独立。他看见她脚上穿的还是一双浴室里用的毛巾拖鞋。
张爱玲后来住进洛杉矶lake公寓，房号是322。她在一九八八年写给老友夏志清的信上诉说自己的近况：“志清，多谢你来信问候！这以来，总是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了午夜，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到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会见怪！也许你想我为什么这样莫名其妙，不趁目前此间出版界的中国女作家热，振作一下，倒反而关起门来连信也不看！倘使病废，倒又发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实上，我是enslavedbymyvariousailments（受俘于慢性症），都是不致命而要废时间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到现在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和时间紧迫的业务信。以至你的信和久未通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
她的右肩膀裹着绷带纱布，还要弄微波餐，又只能用单手，相当狼狈。她对跳蚤仍有挥之不去的阴云，为这个，一九九一年七月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林式同家附近的rochester公寓206房。厨房抽屉里都是塑料餐具，身外之物可以说到了最简的程度。她有时抱怨自己的皮肤毛病和牙齿，林式同安慰她：“牙齿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没事了！”
张爱玲微怔着，若有所思地说：“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
这一年张爱玲七十岁了，用的假发也从全黑转为黑灰白相间更符合年龄的颜色。闲暇时伫立在邻近商店橱窗前看刚换季的新装，就像当年和表姐站在霞飞路前挽着手看橱窗一样，她的神情还是充满欣赏和向往的乐趣。这个世界对她还是充满了滋味，甚至可以纵容自己享用一客胡桃冰淇淋！
她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又常常忘记带钥匙，要请伊朗女经理为她开门，顺便喃喃地发几句牢骚：“门实在太容易关上，太难打开，还有浴室设备也不好。”惹得女经理很不高兴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房子你是来看过的！”
张爱玲坚持她的道理，辩白说：“有些问题是使用才会发生的！看是看不出来的！”女经理要进去帮她察看一下，她又一口回绝说：“不用了！我还可以将就！”
她也许是怕被人见到屋里的凌乱，对有洁癖的张爱玲来说，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一回家她就摘掉假发，换上裹头的头巾保暖。衣柜里还有三四顶造型接近的假发，有的是架在玻璃瓶插的旧报纸卷上，这是她的创意。假发下她自己的头发很短，一看即知是自己剪的，因为不会让别人看见，所以也不管美观的问题。
她喜欢把常用的东西摆在眼睛看得见不用废力气去找的地方。所以厨房很杂乱，台子上摆了很多东西，包括新出的保养皮肤的雅顿时空胶囊，她仍然有许多衣服和化妆品。
屋子里电视始终开着，即使她出门也不关，一回来就有人的声音迎接她，但真实的电话铃响却会吓她一跳。电话是林式同打来的，他要到上海出差，问张爱玲有没有事要托他办。张爱玲在电话这头怔了很久。上海——恍如隔世，是她前生的记忆，那里的人和事在看她，也许像看一个幽灵一样。她挂了电话，窗外的夕阳正好照进她的房间，房里东西稀少简陋到仿佛刚搬完家还没有打扫。电视里新闻播报员连珠炮的英文越来越远，张爱玲坐在她那张贴墙放的行军床上，仿佛是坐在姑姑公寓的床上，也是夕阳金光灿烂地照进来，她的耳朵里几乎已经听见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声，市场里热闹的上海话。按着记忆，她正去买菜。幽幽长长走不完的弄堂，临街窗口飘出来的绍兴戏，这些片段在她脑海里淡入又淡出，直到夕阳的光影从脸上渐渐移去，她感到黑夜的寒冷。
她在灯下，从凌乱的纸箱里翻找，把一个防水的牛皮纸袋打开，里面放着她的相簿。翻开相簿，第一张就是她三岁时肥嘟嘟的脸。再来是弟弟，祖母，母亲，她和姑姑她和炎樱的青春岁月都像昨天，甚至比她自己真实的昨天做了些什么还要记忆清晰。
她知道已逝去的，也知道即将来的，她只是站在中间张望着，挣扎着。那天晚上她把所有的照片按照时间次序排在地上。好像还少了点什么，她去好莱坞的照相馆。戴着假发，嘴唇涂上淡银色的唇膏，一张“主席金日成猝逝”的报纸卷成一卷贴在脸颊边。她是拍照老手，从年轻时就知道如何在相机前表现自己，现在年纪大了，也还是有当年玩弄镜头的幽默。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她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被圈禁禁足。它现时待张爱玲还好——当然也可以随时撕票。
张爱玲又病了，有气无力地躺在行军床上。超市送货员提着三袋东西上楼，按地址找到206房敲门：“我是vonspavillions的送货员！”他又敲了一次门，听见里面有动静，很缓慢。门开了一条缝，张爱玲一只手把钱递出来，另一只手拿东西，她没有露面，门自动又重重地关上。
她缓慢地移动到厨房放东西。想对账单却没有眼镜，还得到浴室拿，镜子里映出形容憔悴的自己，她不忍卒睹，只快速地瞥了一眼就走开。她做这一点事就已经很累了，躺回行军床上，外面太阳很好，但是她不能走出去。她随便选了个电视频道，弃置在那里当做背景声音。
她累了，要睡着了。天光在她脸上移动。她看见七岁的自己站在父亲面前大声地背诵陋室铭天色暗一点的时候，她似乎又睁开眼来一次，仿佛瑞荷在旁边喊她起床：“eileen！”
翻动身体，她又要睡去。姑姑公寓的电梯咕咚一响，她骤然惊醒，睁着眼，谁来了？她没换好衣服，要躲起来。她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躲进母亲那一口大箱子，藏在里面。一声温柔的呼唤飘来，是母亲的声音：“小瑛！”
那是世界对她最后的一声呼唤。恍惚中她又像在船上，正飘洋过海来美国的途中，海水的光荡漾在她身上，远洋轮船的汽笛声从遥远处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