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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角度去对待它。
社会批评有时是越尖锐越好的，击中要害的论点，最激发反思。四平八稳、面面俱圆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场，也缺乏个性。
龙应台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她还问：“不同的声音出不来？”龙应台在1991年来过新加坡，参加过国际华文文艺营的讨论，虽然她对新加坡各层面的问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为一名社会批评家，她有她一定的观察。
“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我们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这问题？
虽然新加坡比许多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幸运，但在建国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兴邦建国之初，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需要有统一的声音，好团结及巩固国民的力量。如今，我们是否已到了可以来个包括不同音阶、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时代呢？
只要开腔发音之前有个定音，只要我们拥有一个主旋律，那么，包合不同音阶、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会不会更优美、更好听呢？这是“龙卷风”吹过后，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
——蔡再丰
如果一个人愿以真诚、善良作为出发点，则他的批评与建议，是值得冷静去思考与探讨的。即使他的批评与建议有偏差或错漏，我们也应该以谅解与感谢的心情，来冷静的分析和讨论，甚至拨出时间来研究、沟通、印证。这样，才会进步，才会得益。
新加坡不是没有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肯冷静、尖锐地探讨龙应台女士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几篇发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众多新加坡人的心声，所以，也就不该有“护国之声”这码事了。
我同意，正如龙女士所说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们便可以有自由的机会，平等地说话。学术探讨“真理”争论，不应偏私，更不该做人身攻击，或说出“赌气”等没有修养的言词。
国家主权、文化冲突、东方，思想、西方自由、欧洲人观点、亚洲人价值观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产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没有错。也没有必要争论以何种标准作为定论。
我要说的是：（个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比较保守，比较懂得明哲保身。他们愿意把更多时间花在谋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设美好的家园。
新加坡也并不缺乏优越的华文知识分子，在短暂的岁月里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辉煌成就，也多靠这些华文知识分子坚强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断的创造、无比的斗志。
我个人也深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外人”来“宣慰”和“照顾”毕竟，我们的艰苦已一一熬过去了。不过，我个人倒盼望有更多的“华族”艺术、戏曲、音乐、舞蹈、武术等来本地活动。
称颂、赞美，对人说奉承好听的话，是很容易给人接受的。批评、忠谏，即使是善意的指责，也会给听的人感到厌恶而发出抗议，这是人性的弱点、人的通病，是应该改变的。
亚洲或欧洲，非洲或美洲，地区不同，气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聪明者，是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求自己进步，而不是去攻击别人，伤害别人或企图征服别人。
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需要的是什么？争取的是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这也有不同点。当然，自由是最可贵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还有富裕、财宝，还有亲情
统治者用什么法则治理广大的群众？什么法则更适合？什么是对与错？历史会给予证明。
中国“百花齐放”与“大跃进”的口号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如明日黄花。目前在西方国家流行的性与贪污的丑闻，还有毒品泛滥的灾害，非洲国家的饥饿与战祸，还有印尼森林大火无法扑灭的悲哀身为知识分子，值得关心的东西太多了，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这是真理。龙应台女士毕竟是一个敢发言、敢批评的人。是的，文化批评像作文，不只要问谁写得好，还有，谁“写得真”、“写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龙应台女士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转载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引起读者的强烈责难，龙女士很奇怪为什么读者的基调相当一致。
她觉得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下，不同基调的声音不敢冒出。其实，新加坡报刊不论英文或华文，常会将国外刊物对新加坡的批评转载，并接着刊登国内读者来信的反驳。编辑负责人心里很清楚，在一个做出批评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国度，他们敢刊出这些国外批评文章，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愤怒远超过共鸣。
如果有一篇国外批评真正能点中许多新加坡人内心的深处，能激起广泛的共鸣，甚至产生某种颠覆效果，那样的文章他们通常不会刊出来，但会在内部流传，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给你，然后赞美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编辑们对于真正能说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评其实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龙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读者几乎一致愤怒的反应，是真实的。如果比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会知道，与其说龙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强烈的反应，还不如说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报纸拿来当成绝佳的反面教材，作为凝聚新加坡人一体感的素材。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说他们怕批评，可是每年美国国务院有关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报告，他们却敢全文地刊在报纸上，然后逐条指出其中的错误，其法律上的专业程度常让对方哑口无言。他们敢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很明白，这种人权报告对新加坡内部毫无杀伤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为可资嘲弄的对象，有助于巩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国家的威信。至于面对西方媒体的挑战，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轻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资料的错误，有时候还笑人家连字都拼错。‘最近西方媒体一写到新加坡，态度谨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显龙升官跟他老爸有关系，随后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认自己“毫无根据”如果西方媒体都能以同等的谦虚态度对待其他的非西方国家，这个世界会公平很多。在这一点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贡献。
新加坡人不批评新加坡吗？当然批评！而且骂起来一样很凶。你到咖啡店听听那里的政见，的士（计程车）司机对roadtax大吐苦水，医疗费用太高啦！公务员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面，朱为强抱怨当国会议员好像在服兵役，刘程强重振南大精神，成为当年华校生反对精神的现代象征，至于讲一口漂亮牛津英语的萧添寿煽动群众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他称病流亡美国，政府却在美国雇了私家侦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达的照片。前总统蒂凡那酗酒、非礼少女的丑闻曝光，电视播报员正经八百地叙述这段黄色经历。佐菲利违反交通规则被法庭罚款，有人抱着腰笑到肚子痛。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吗？
在新加坡从事反对运动很不简单，勇气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反对者的品行几乎要完美无缺，否则没两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块钱的税，或电话费没交，或什么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者用公家的邮票寄私人信件，这些会被详详细细地揭出来，让你支支吾吾，脸红了，那时光是面对四方投来的奇异眼光就够受了，还讲什么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对方的黑幕，但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否则一场毁谤官司下来，可以让你卖掉房子也赔不完。
老天！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是在跟圣人作对，除非你是另一位圣人，否则足以心虚得晚上睡不着觉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一群优秀无私的领导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奋努力得来的。两百七十万的人口，三大种族，各有其种族、文化、风俗的认同。基本的国家认同严重分歧。事实上，过去根本没有这个国家，哪来的一致的国家认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贪污腐化，再多执政几年，新加坡就彻底完蛋了。人民行动党上台，顶住了局面，但内在的分裂动力仍然很强大，1964年的种族暴动令人胆战心惊，新加坡政府发觉自己竟然指挥不动马来警察，他们另有效忠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制，这个国家还能存在吗？
是的，他们有理由这么傲，但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以切断华人语文文化的根来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新意识。这整整伤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伤痕还是这么深，以致还有这么多人仍怀着受委屈的恨意。这是新加坡社会真正的伤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弃自己一部分的灵魂，以共创新国家的新意识，这种以政治力量强制达成的转变带来莫大的心灵挣扎和痛苦。这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最可议之处，因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这个社会便失去了它的精神灵魂，那时乌节路的百货公司、淡滨尼的新型组屋、莱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圣陶沙岛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蜡像馆都只是空空洞洞的躯壳而已。没有文化的连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说明什么叫做日军的“大检证”他们摊开双手，说这事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60年代建设“勇猛刚强的社会”满怀壮志的口号还有谁记得？一个无法透过语文文化连系认识自己过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规划未来抱负？如果新生代对未来没有抱负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里？
事实上，李光耀先生现在已很清楚问题所在，对以前过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现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弥补过去的错误，各族人民都被鼓励寻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国来往，也只有这么做，新加坡社会的灵魂才有真实的内涵，否则根本上是空的。
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挣扎，西方媒体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也未曾费心思地去领会过。他们对新加坡的批评往往是管制过严，缺乏这个自由那个自由，讽刺的是，批评的内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这个新生国家免于分崩离析的有效手段。批评的内容恰巧是这个国家能获致稳定繁荣的方式，也是选民投票请行动党继续执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当然乐得拿出来公开一条条地批驳，暴露对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负责任的威信。李光耀说，如果把两百万美国人摆在新加坡，像在美国一样地行事，那肯定撑不过六个月，他们里外都会打起来。西方媒体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社会顽强的斗志，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这个国家历史太短，明年才满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还需要一定时间培养一体感。如果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内这个国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这一部分应该体会到人家的难处，不要老把本身发展上百年的成熟体制当成理所当然之事。
至于生活层面是不是管得太严？新加坡社会本身会做出调整，吴作栋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经很不一样了。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反馈作用；调整也相当灵活。当然，报章还是会继续搜集国外批评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渗透力的东西当成内部流传的参考文件，至于那些明显激怒新加坡人的东西则尽快刊出来，作为绝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励新加坡国民意识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水至清则无鱼
——看龙应台在新加坡点火
——刘绍铭
旧闻新钞：“10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亚洲周刊，11月6日）
当年曾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惊动台湾朝野的“女斗士”这回又在新加坡点起“野火”原来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头，指着到访德国的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古玛，说他发言时不应处处以亚洲代言人自居。
为什么她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爱国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龙文后，大动肝火，意中事耳。这块原是英国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来因华人栉风沐雨的经营，今天赢得亚洲公园之誉，殊非侥幸。身为黄种人，龙博士在人家意气风发之时却泼冷水，实在煞风景。
同期的亚洲周刊有龙应台专访，她答客问中，有这么关键性的几句：“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看来龙应台质疑的，不是贾古玛说的话，而是他摆出的泛地区主义的姿态。她认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但不应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所谓泛地区主义，是以地域和肤色把人类行为模式、价值系统和道德观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类，以洲名框之，当然笼统得以偏概全。单说欧洲人吧，东、南、西、北欧诸国，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界定，积习难改，虽然不科学，非洲人、亚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称谓，看样子会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经济大国的日本，或者不与亚洲认同，但在外人看来，还是亚洲国家的一员。
龙应台若因贾古玛以亚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议其身，实有点矫枉过正，但她言论的重点，似不在正名，而是价值系统的取舍。新加坡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近来更积极部署，放开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年后一举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标，只为增加银行存款数字，那么狮城前景，金光万丈。
好个女斗士，她偏不吃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这无可避免地涉及快乐和幸福的定义。狮城内阁资政李光耀，说话一向不含糊。他历来的信念是，为了保证新加坡社会的安定繁荣，群体的利益，绝对应该放在个人的权利上。本此，不但贩毒吸毒杀无赦，就连会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扰乱治安或损毁公器，打屁股。
这种措施，是否过分了点？是非标准是相对的。如果要我在“文革”时的中国与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当然毫无考虑地选择后者。狮城的政治气候，禁绝恶声，立言是无希望了，立命倒够空间。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再说，毒贩杀无赦，确是德政。
龙应台不愿放弃个人自由与尊严，情怀浪漫得可以。在这方面，我和她“同病相怜”都是被美国教育惯坏了。1991年我应聘新加坡大学，未到半年，就萌去志。想来我和龙女士这种动物，心态颇像赫胥黎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乌托邦中，不但饥饿、疾病这种种人类有史以来的大敌一一成了历史名词，连气候的转变，也受到科技控制。人的脾气与情欲，也可由药物调制。
这端的是美丽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却无法忍受。免于饥饿和疾病的代价是丧失意志的自由。他最后表态说，二者之间他宁可选择饥饿、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只要他有机会清清醒醒作选择的话。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按（中国典故大辞典的解释“是指水过于清澈，毫无杂质，以至连鱼赖以生活的物质都没有了，鱼就不能生活。人对于别人如果事不论巨细，一味细察苛求，就没有人和他相处往来。”
如果把鱼譬作书生、丈人，那么赖以生存的物质，得有一些成分是杂质。一个告诫连篇的社会，只有思无邪辈能生存。不过，新加坡以商立国，有嗜痴（杂质）之癖的鱼，既然不是社会中坚分子，多一条少一条也不会动摇国本。
龙应台族类可休矣。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容易受伤的新加坡人？
台湾作家龙应台著文批评新加坡的价值观，不能代表亚洲，引起新加坡人强烈反应，纷投函报章反驳，并反讥台湾的乱象。是龙应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护国心切？
10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龙应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占玛到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并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门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怎么样”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在新加坡人反驳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龙来指指点点。也有人认为龙已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自然对亚洲的事物有不顺眼。更有人觉得龙的论调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针锋相对，指出台湾的乱象，如国会的肢体冲突，是否就是“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亚洲？这是龙文受争议的其中一点，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愤不平的，联合早报记者林义明认为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女作家蓉子也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政府领袖都是有见识及有成就的人，他们向西方国家传达一些亚洲人的信息，有什么不对？”
诗人陈松沾认为龙应台没考虑有关国家的民情，龙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却没去了解它们的实用价值。作家黄盛发也说，个人的自由不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商人张瑾云则为新加坡的严峻法律辩护。她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是移民社会，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养不高，过渡时期当然需要严厉的立法，使人们就范。”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与舒服，言论是否自由似乎与其他国家的看法不一，而对自由的定义与范围也引来争议。龙应台表示，她在台湾生长，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过媒体、教育、公共政策等种种管道去塑造社会的所谓“个性”但是比这些来自政府的操纵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觉得是人的自私。
龙认为，言论限制是一个透明的网，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觉不到“不自由”但总会有一些人“长了反骨”去碰那张网而被“电到”对这些人视若无睹是没有正义感，而把言论自由这种东西贴上“西方”标签，然后加以反对，她认为是义和团的作风。
龙应台以尖锐的笔针砭时政著名，她的杂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批评中国人不讲公德心，在80年代震动台湾，如今她这把野火竟烧到狮城：1991年龙曾去过新加坡，对强势政府下文化人的苦闷印象很深。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没有异议，只是这些声音新加坡人一般听不见。
在这场争论中，确有持不同意见的，但这些声音不多。现任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的王贤勤表示，龙的论点及要求并无不对，因为亚洲范围很大。他又说，龙虽住在欧洲，但却具亚洲人思想。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徐本钦也以持平及客观的看法表示，亚洲价值观并不单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价值现就与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进一步指出，某一些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与观点。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认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就公然表态，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而生孩子的问题，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政府干预他们的切身问题。
新加坡人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显然他们凝聚一个更强的共识，去追寻东西方社会越来越缺乏的社会稳定与生活品质，但也势须在社会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响起的杂音。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为何只有一种声音？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后，引起读者热烈批评，针对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应，龙最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对联合早报转载你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兴，显然编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论，但他们还是应该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应中，不是热血的辩护就是怒目攻击，反省与就事论事的讨论没有一篇，我不仅要问，为什么只有一种声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该觉得奇怪吧！
你对冯焕好等人的来函内容有何反应或反驳？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为台湾对新加坡的不满。对不起，我不代表台湾人，只代表自己，在台湾，有许多人欣赏新加坡的价值观，譬如天下杂志，同时也有许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两种看法都属于一个多元的社会，谁也不代表谁。
有些作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起而攻击台湾社会：国会打架、未婚妈妈这是基本逻辑的错误。我批评新加坡，和台湾扯上什么关系？台湾有台湾的问题，我对台湾的批评要比对新加坡严厉得多，但并不是这篇文章要谈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认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亚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与西方对话，且口口声声“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应会更强烈。如果中国大陆的总理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汉沙文主义”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价值观代表他人，是对异己文化的尊重，我们同时也要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刻板概念化，当新加坡人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时，他其实强化了欧洲人的传统偏见：“欧洲人”尊重自由“亚洲人”强调集体。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些差异会破坏他对亚洲人的整体刻板概念。
当欧洲人体认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新加坡人与印度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才能说，东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亚洲人也体认到挪威人与葡萄牙人有多么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论的题目。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立场：新加坡这种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当新加坡人振振有辞说：“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时，我不得不问：“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
为什么你认为新加坡部长不应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欧洲人比较文化价值观？
我觉得新加坡部长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让欧洲人听到直接的、不客气的批评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对他将亚洲人一元化、集体化，同时在这里提醒他，南欧人比起北欧人，更高度重视家庭、族群与集体。欧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中国大陆不少领导人常称赞新加坡的成就，并当作是学习榜样，你有何看法？
不只大陆，台湾也有政治人物称赞新加坡为好榜样。大陆的我管不着，台湾的就使我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台湾是从极权政体下走出来的，牺牲多少人才有今天这一点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逻辑很简单——“自由造成动乱，安定需要集权”人们一旦接受这个简化的逻辑，政客就有权力的基础。
在我看来，任何简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险的。
美国籍的一位学者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他最近撰文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够超然，引来警方人员调查。可能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名。你对这件事又有何看法？
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门按铃的将是谁？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