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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我最早知道王金发，是从鲁迅的文章中。鲁迅的文章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教科书。熟悉鲁迅，已成为每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看家本领。有个朋友曾经不明白地问我，说怎么知道那么多关于鲁迅的事。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怔了半天，只好敷衍说，因为自己在大学里待过几年，看得多，见多识广，所以知道的也就多了。人永远没办法免俗，稍稍知道些事，就技痒难熬，就想卖弄。我一直以为朋友是在表扬我，回话的口气虽然想谦虚，也不无得意。然而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朋友其实是在揶揄和挖苦。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永远是自以为是的人。忘了这句话的人，都是呆子。在酝酿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方面胸有成竹，同时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朋友说话时的表情，我老是忍不住要想，这坏小子又该调侃我了。
老实说，要想写王金发这个人，还真没办法不提到鲁迅。这就好比说唐诗不提到李白和杜甫，谈电影不提到美国的好莱坞，侃足球不提到巴西队。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对照才有认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间接的。我们通过张三，认识李四，借助甲，知道乙。人是一种很复杂很滑稽的动物。一方面，人比人，气死人，另一方面，也只有人比人，才能最终知道人。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由于他们在坐标上特别亮眼，于是就成为发现另一些人的参照系数。这另一些人物并不亮眼，他们已经沉淀在历史的泥沙中，只有通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像文物一样出土。并不亮眼的人物出土，有时候也能反客为主，使我们重新认识那些特别亮眼的人。谁也不会不知道鲁迅，但是说到王金发，知道的人便大打折扣。
要重新挖掘王金发这一特定的历史人物，我不得不顺带提到一系列众所周知的辛亥革命名人。王金发和鲁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历史是无情的，虽然王金发当年一度名震四方，可是时间已将他的名声湮没。虽然在历史上，他曾经比鲁迅这样的文化人重要得多，他的传奇在江浙一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是他遭到的淘汰，也快得多。鲁迅不止一次提到了王金发，在范爱农这篇著名的散文里，他用小说家的刀笔，寥寥几句，就刻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强盗都督。因此，读我的这篇小说之前，最好能重读一下范爱农。我真的没办法绕开大名鼎鼎的鲁迅。换句话说，说鲁迅也就是在说王金发。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的原名叫周树人，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81年。鲁迅有名，他的弟弟周作人也不弱。周作人比鲁迅小4岁，生于1885年，文章也很多。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找到周氏兄弟的位置以后，就等于也为他们的同时代人物王金发定了位。王金发是浙江嵊县人，比鲁迅小，比周作人大，正好介于二者之间，生于1883年，这一年是光绪九年，岁在癸未。从地图上看，嵊县是绍兴的一部分。嵊县是越剧的故乡和发源地，它和绍兴的关系颇有些像今天的大兴和北京，或者今天的嘉定和上海，是隶属和被领导。什么事都是相对的，绍兴也不是什么大城市，然而相对于嵊县来说，已经足够大了。绍兴是嵊县的顶头上司。
还是先说说鲁迅出生那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也是王金发的时代背景。这一年，清咸丰帝的遗孀之一，钮祜禄氏慈安太后猝死了，慈安是东太后，东太后死了，天下便由西太后慈禧一个人说了算。不能说慈禧太后她老人家一点政绩也没有，鲁迅王金发周作人他们出生的那几年，是康乾盛世之后，勉强算得上太平的时候，所谓清史的“中兴”时期，大清朝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更糟糕的日子暂时还没有到来。在此之前，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输得一塌糊涂，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还有太平天国的起事。在此之后，发生了中日甲午之战，八国联军再次攻占北京，没完没了地赔款割地，加上义和团的闹事，外患内乱，大清朝就再也没安稳过。
老实说，国家搞得那么糟，也不能就说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错。在鲁迅出生的那些年头，还看不出这位后人提起来便咬牙切齿的老太婆，有什么太大的不是。一个人的功与过同样是相对的，慈禧太后未必就一定想把中国搞坏，事实上，她似乎并不像后人说的那么保守，那么顽固，那么没有人情味，起码也不是一味地反对科学、反对进步。1881年，第一辆“中国火箭号”车头，在唐山胥各庄远煤铁路首次运行。这样，火车这个怪物，终于在它发明的80年以后，在中国的大地上跑了起来。要知道，火车的发展，在西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在这一年，上海和天津的陆路电线开始通电，在鲁迅出生的第二个月，上海的自来水公司开始创办，两年以后，也就是王金发出生的那一年，自来水公司正式供水。
此外，电报线也在以很快的速度架设。中国人早在一百多年前，似乎已朦朦胧胧地知道了信息的重要性。邮电大臣不再是个可以小觑的角色。这时候，国内最大的报纸申报，开始采用国内的电讯。帝国主义的大炮，已将中国的国门轰开了。门户既然开放，就不可能再关起来。租界这个怪物，开始骚动着中国人的心，一方面，它是丧权辱国的标志，是大清朝身上的疮疤，让人想到了就心痛；另一方面，它又是种种当时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的发源地。位于中国东南部的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开始繁华，像加了酵母的面团一样迅速膨胀，它的影响向四面辐射，很自然地就波及了同样位于东南部的绍兴和它下属的嵊县。
等到鲁迅和王金发他们这些人开始明白一些事理的时候，短短的中兴时期已经差不多了。中兴中兴，昙花一现，说过去就过去。我们知道，人们最早的记忆，并不是从他们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的记忆，是在两三岁以后，逐渐存入大脑。等到他们开始懂事的时候，大清国早已病入膏肓，既腐败又堕落，像鱼肉一样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无论是鲁迅还是王金发，在他们这一辈人的大脑里，产生不了“何必远溯乾嘉盛，说起同光已惘然”的感叹。这个由满族人统治的庞大帝国，从来就没给他们留下过什么强盛的印象。这已经是一个垂死的王朝，再也不可能给人们留下任何美好的记忆。他们这一代人，注定没有办法去爱大清国，注定要当逆子。这个大清国糟透了，实在爱不起来。随着他们的年龄一天天增加，大清朝也只有一天比一天更不像话，一天比一天更面目可憎。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脑子里充满了“反动思想”他们注定了应该是反叛的一代，注定了是大清国的掘墓人。
2
谢震所撰王季高君行述，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王金发的童年，特别是这么一段文字：
王逸，字季高，一字孑黎。隶籍浙江嵊县，金发，其乳名也。家本小康，早丧父，母延师教之读，天资颇高，而性顽梗好弄，又孔武有力，与里中群儿戏，辄雄长其曹，能以手推倒墙壁，于是有大王之目。然畏母，一闻呼声，即立奔。稍长，好猎，尝于家园中学习打靶，久之，枪无虚发，能于空中落飞鸟。又好博，性起时，掷钱满地不顾。此其幼年与成童时期之历史也。
王季高君行述写于民国五年，也就是1916年，王金发殉难的第二年。作者谢震是王金发共事多年的战友，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印象最深之处，仿佛在看美国的西部枪战片。难以相信，在一百多年前，正是清朝走向彻底没落之际，一个中国的乡间少年，竟然也会有如此英雄气概。我所读过的书，绝大多数都十分确凿地告诉人们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中国乃礼仪之邦，温柔敦厚，稍稍读了些书的人，皆文弱而不好斗。按照我愚蠢的想法，中国在上个世纪，就算是尚武，大不了也就是打打太极拳、下下围棋、耍耍未开刃的剑。舞枪弄棍，争凶斗狠，怎么也不是中国人的本色。虽然火药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但是中国人真喜欢玩枪玩炮的话，根本就不是现在的模样，就不会是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而是我们欺负人家了。
时至今日，对于过去人的名和字，已经很难弄清楚。以我粗浅的那点古汉语知识，只知道名和字，通常都有联系，譬如屈原，名平，字原，平和原当然有关，又譬如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泽东和润之，鲁迅先生的树人和豫才，都有沾得上边的出处。王金发的金发既然是乳名，很可能出生的时候，头发是黄的，所谓黄毛。根据家谱上排行的谱名，王金发是敬字辈，应该叫王敬贤，他的籍名是逸，为什么取字“季高”总有一定道理。“季高”这两个字，似乎是针对谱名敬贤而来。“季”是排列第四或最后的意思，季高的“季”显然是谦词。名和字未必就是王金发本人取的，但是从取的名和字看，对他的未来是寄托了希望的。
从小一看，到老一半。少年王金发似乎天生就是做侠士的料。国父孙中山称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黄兴也称他为“东南名士，英雄豪杰”蔡元培的评价则是“大节觥觥，在人耳目”在这些典型的中国式评价之外，还有西方式的赞誉，譬如有人就称王金发是“中国的罗宾汉”自从对王金发有兴趣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和中国其他的读书人不一样。还有一点也让人捉摸不透，王金发小小的年纪，哪来的枪。枪杆子里能出政权，岂可儿戏，难道清政府对枪支的管制，就那么不严肃。
王金发的先人，根据文献可以查到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对于遥远的先祖，我始终抱有怀疑态度。那些引以为豪的家谱，常常靠不住。过去人修家谱，总是发迹了以后，才会想到请人来修订。地道的穷人用不着从坟墓里，请出有钱的祖宗来装饰自己的门面。因此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谁出了钱请人修家谱，谁在家谱上就占便宜。野孩子认阔佬做亲爹，暴发户花银子修谱牒，这种事在古时候就有。无论你姓什么，都可能在历史上找出同姓的有名人物，只要你肯花钱，自然会有那些不长进的文化人，言之有理地替你考证，涎着脸为你吹牛。上海滩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做五十大寿时大修家谱，一群帮闲文人便查出了杜的先人，是汉朝的什么大将军。
那位根据文献可以查到的王金发在宋代的先人，叫王铚，此人当过官，与权相秦桧意见不合，便隐居在民间。有一天，王铚坐船路过嵊县，正好赶上梅花盛开，两岸幽香不断，因此忽发奇想，打定主意在此定居。王铚能写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如今仍然可以从县志中找到。再往后，到了南宋末年，王铚后裔中有一位叫做王胜三，是研究经学的，很有做官的才能。宋亡之后，有人推荐他当元朝的官，先提名为婺州提领，后来又荐为江西提举，都被王胜三以“世为宋臣，耻食元禄”一口拒绝。王胜三后，又隔了若干代，到了明末，便有一位叫王三台的，有关他的记载要多一些，1984年，王舍村的村民基建，发现一处古墓，掘得会稽章正宸所撰的砖志一方，上题“明德衡南王先生墓志铭”铭文如下：
衡南王先生，盖东越巨儒也，讳三台，字思位，能文，补诸生，师事海门周侍郎，讲求性命之学，一切言视动听，悉衷以礼，贫而能乐，即弊裘疏水，皆饶佳趣，开门受徒，不下五百余人。
王三台是王金发的第十四代祖。然而名气更大，则是王金发的第十三代祖王禹佐。王三台教子有方，清兵入关之际，儿子王禹佐已经有了些功名，在当时的昌平做官。此昌平不知是否就是今天河北的昌平，反正是抗清的前线，清兵来犯，王禹佐守城不屈，与儿子国宣同殉国难。即将灭亡的明朝廷，一本正经例赐祭葬，并谥“忠襄”接下来，明亡于清，满人跟玩似的就得了天下。这天下来得容易，因此气量很大，往事过去就过去了，也不追究。到了乾隆爷时期，这位皇帝中的十全老人，心血来潮，干脆跟着起哄凑热闹，追谥王禹佐为“节愍”并允许在王禹佐的出生地嵊县，小兴土木，修建纪念祠堂。也真亏乾隆他老人家能想到“愍”这个字，一般来说“愍”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优惠和凶丧的意思，譬如屈原九章？惜诵的“惜诵以致愍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朕以不德，少遭愍凶”另一解释是怜悯和哀怜，譬如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孤甚愍之”微言可以有大义，乾隆皇帝心里怎么想的，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王禹佐生前喜欢的一副对联，是“愿持白节酬君父，莫玷污名累子孙”不累子孙，是古人做人的一个原则。“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爹若反动儿混蛋”很多人吃尽了家庭成分不好的苦头，都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罪过，其实古人也讲成分论，古谚就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说法。强将手下无弱兵，虎门无犬子，王禹佐有七个儿子，幼子理斋义不帝清，看看苗头不对，毅然从城里搬到了嵊西董郎岗。王理斋先生便是王金发家族在董郎岗的始祖。从他开始，一代代往后传，又出现了一个叫王景风的人，这人就是王金发的祖父。董郎岗的王氏家谱中是这样记载的：
少豪侠，爱交游而嗜饮，日常招致宾朋满座。尤好学技击，习戎马，有整军经武之志，以非其时，不敢发也。辛酉之岁，太平军入浙，欲有所展布，毅然从之，得为偏稗，率队驻宁波，已而太平军败，知事不济，乃散归，恣饮以终其身。
偏稗应该是很小的军官，有的文章夸大了这头衔，恐怕也是由于“率队驻宁波”引起的误会。家谱的记载中，常会说些不切实际的大话，王金发的祖父在太平军里，如果真有作为，在其他的历史书上可以找到名字，清政府也不会放过他。不管怎么说，这位当过长毛的祖父，对王金发肯定会有非同小可的影响。祖父死的时候，王金发已经22岁了，他请人为自己祖父写墓志铭，曾简洁地介绍说:“其为人也，大类余。”这话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我爷爷这人，脾气和性格，都和我差不多。”
通过对王金发先人的考证，不难发现其祖先，都是在乱世大放光彩。如果真有什么遗传基因的话，王金发也注定像他祖先一样，只有在特定的时代里，才能焕发出不同凡响的光芒。历史从来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乱世英雄起四方，英雄逢乱世，这也是机遇。没有乱世，也就没有什么英雄。
3
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者注意，这就是封建社会里的早年丧父，对一个男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王金发和鲁迅一样，都是早年丧父。我们应该明白，家庭和家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家庭只是家族中的一个细胞，它沐浴着家族世世代代的荣誉，同时也忍受着家族颓败的伤害。对于家庭来说，丧父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崩溃，因为这个家庭中的参天大树和台柱子倒了。弱肉强食，一个崩溃的家庭最先受到的伤害，往往是来自家族。因此家族既是孤儿寡母依靠的对象，同时也是虎视眈眈的敌人。鲁迅是长子，王金发是独子，早年丧父的残酷现实，不得不使他们过早地就肩负起家庭的重担，他们必须时刻准备抗拒家族对自己家庭的侵害。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鲁迅，还是王金发，都不能算穷人家庭出身。鲁迅家族在绍兴的旧居之大，很多去参观的人都会感到震惊。王金发虽然是嵊县的乡下人，可是家里也有田地一百多亩，有数十间宽敞的房屋，有很大的院落，还有园亭和花木，要不然也没地方练习打靶。和城里人鲁迅一样，王金发的家庭显然也是自己不用动手种田，靠吃租子剥削农民，否则他的母亲也不会有钱专聘一位塾师，作为儿子的家教。我们过去常常讲穷则思变。穷永远是相对的，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想变也变不了。真正穷人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温饱问题，温饱问题解决不了，想变也难。人只有从富人变穷了，家道中落，才会想到要变，要革命。鲁迅的父亲逝世不久，本家长辈集会商议，重新分配房产。在这样的重新分配中，孤儿寡母总要吃亏，鲁迅作为长子到场，看到分给自家的房屋又小又不好，在长辈的强迫下，也坚决不肯签字。那时候，尽管鲁迅还是个孩子，可是这点原则性已经有了。鲁迅后来写文章谈起这段往事，颇有感慨地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世人的真面目，绝不会因为家族情面，就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封建宗法社会的虚伪，是在家族幌子下人吃人，是吃了人不吐骨头。在今天的生意场上，我们常常会听说宰熟人。宰熟人，就是家族吃人的古风遗传。说白了，家族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农村改革，最终不得不包产到户，户是家庭，而许多生产队，便是由家族组成。只要是由家族组成的东西，就好不了。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所谓家族，都有许多不可取的地方。家族往往意味着懒汉成群，意味着欺软怕硬，意味着闲言恶语，意味着大搞裙带关系和徇私舞弊。家族的彻底瓦解，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早年丧父，会使人们终身摆脱不了母亲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和王金发这些名重一时的人物，会成为骇人听闻的大孝子的根本原因。父亲不在了，母亲便成了唯一。鲁迅本姓周，取笔名鲁迅，其中鲁是母姓“迅”和“训”同音。对于鲁迅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孝道也许是硕果仅存的封建社会精华。为了孝道，鲁迅只得十分痛苦地和并不相爱的朱安女士结为夫妇，其理由只是不让自己的母亲不高兴。鲁迅把朱安女士当做是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为了孝道，他必须好好地供养她。为了报答母亲，鲁迅活生生地和朱安过了20年没有任何爱情的夫妻生活。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造成了鲁迅和王金发这些人性格上的早熟。王金发的孝道和鲁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金发最后的悲剧，可以说与不愿意违背母命有关。王金发之所以成为王金发，与母亲的教育分不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最终的惨死，也与母亲的教育分不开。过分的爱可以成为毒药，几乎所有谈到王金发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的孝。这种孝，在用词上，可以称之为畏母。严母出孝子，孝是母亲恩威并重的结果。畏母，不能简单解释为胆小和怕，畏中间包含着崇敬，因此颇有些像西方人所说的恋母情结。
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六年为王金发母亲徐氏题字时，曾把她与为儿子刺上“精忠报国”的岳母相提并论。少年王金发没有因为顽皮而失学，也没有因为是独子而娇生惯养，最新的王金发研究成果发现，王金发不仅会写诗，而且还能写毛笔字和刻图章。书法和篆刻对于旧时代的文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本事，但是对于王金发这样的草莽英雄，便可以当回事说一下。在王金发短暂的生涯中，许多大事都和他母亲分不开。王金发参加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不少书本上都说王母大义凛然，积极支持儿子的行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毁家卖田，资助儿子革命。王母显然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女性，儿子闯了祸，清兵就要来抓了，她只是哭着说：
汝未有后，宜远扬，汝两妇及三龄女孩，吾当送之外家，无妨也。惟家产也被汝用尽，旅费只怕不足耳。
寥寥几句，一个革命老太太的形象跃然纸上，一个寡妇，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儿子培养成人，在这关键时刻，她没有惊慌，甚至比儿子还冷静，她首先想到儿子还没有留下后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此时王金发已经25岁，娶了两个老婆，有个女儿已3岁，然而在老太太眼里，他仍然还是一个闯了祸的大孩子，况且只有个孙女儿，也继承不了王家的香火。她果断地安排好了一切。王金发投身革命，他的母亲跟着他东躲西藏，可没有少吃苦头。谢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这样写着：
孺人抱孙女银娥避居孙拗岭之绣云庵。银娥旋随母徐桂姑归外家，而季高次妻沈雄卿在绍兴被拘入狱，阅数月始释出。其后季高复返里，聚徒众于朱仙堂，孺人亲执欢。官兵来捕，季高奔上海，孺人亦偕雄卿于十二月间冒风雪奔赴之，寓同志杨侠卿家中，时孺人年四十有七矣。戊申年正月返嵊，售田得资，以供季高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进学之学费，自往新昌明德庵诵经度日。乙酉年至绍兴隐修庵为人拜经，得钱以佐诸亡命者食用。庚戌秋，风闻以他事兵又来捕，乃奔杨望村之逢春庵，转入大觉庵。
中国农村的老太太喜欢念佛，这真不是件坏事。纵观王金发母亲的一生，在不同的地方念佛修行，是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王金发发迹以后，在上海的租界买了花园洋房，他自己声色犬马，花天酒地，豪赌冶游，没忘了在家中设一佛堂，专门雇了尼姑，陪老太太念经做佛事。没有比这更典型的中国式的孝子。王金发母亲似乎习惯凡事替儿子做主，她强迫他读书，督责极严，儿子才17岁，就为他娶了一个长他4岁的女人做媳妇，这个女人便是徐桂姑。王金发对母亲为自己娶的这个发妻一向不喜欢，因此一逮住了机会，年纪轻轻，就娶了个次妻沈雄卿。次妻就是小老婆。想想那个时候的人真有意思，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两个老婆，王金发照样能革命。
王金发一生敬重自己的母亲，只要是母亲的命令，便无所谓原则，无所谓是非。既然母亲跟着他吃尽了苦，他因此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念头，这就是应该很好地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孝削弱了他的革命意志，成了他自甘堕落的借口。当其他的革命者再一次流亡日本，继续从事倒袁的二次革命时，王金发竟以老母阻挠为由，赖在上海不走。王金发一生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服从了母亲替他作的最后安排。这个最后安排，不仅让王金发的辉煌的名声毁于一旦，而且把性命也搭了进去。
4
王金发显然不是读书的料子，早在16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童子试。到了1903年，也就是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的前两年，王金发已经21岁，奉母命再次去应试，这一次似乎有了些结果，王季高君行述说他“居然得一青衿”后人谈到王金发的学历，都说是秀才，其来由恐怕是因为“青衿”这个词。青衿是读书人的意思，能称得上读书人的，自然应该是个秀才。
我总觉得王金发的秀才身份有些可疑。事实上，秀才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每当一个朝代到了没落之际，读书人就没有什么大用处。在清朝末年，凡有些思想的人，都不会把秀才的身份看得很重。有趣的是，王金发第一次参加童子试，名落孙山，碰巧鲁迅和周作人也参加了，很可能还在同一个考场。当时考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也有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要想重温当时县考的情景，只要去翻翻周氏兄弟的著作就行。所谓县考，通常要经过初试、府试，然后还有院试，三榜题了名，才能算合格的秀才。鲁迅和周作人显然要比王金发强一些，因为他们初试都及格了，只是可惜没有能再往前走一步。我怀疑王金发并没有顺利地通过三次考试，因为王金发前后两次参加科举，试题已经略有不同，前者是考八股，后者则是策论。所谓策论，和八股文相比，换汤不换药，不过多了些洋味，因此又叫洋八股。王金发是嵊县的乡下人，改考洋八股，显然不是他的所长。
科举制度已经寿终正寝，考上考不上，算不了什么大事。在1903年，科举已差不多名存实亡，考上与否，对一个人的前途，并没什么太大的实际帮助。对于王金发来说，这一年的重要意义，不是参加县考，得了一“青衿”而是在县城结识了后来写王季高君行述的谢震。谢震又名谢飞麟，比王金发年长16岁，生于1867年，1923年2月，被当时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枪杀。和王金发一样，谢震也是嵊县以及浙江的辛亥革命名人。在王金发的战友中，谢震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王金发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活动，都和谢震有着密切的关系。王金发遇难一年之后，谢震所撰写的王季高君行述，无论是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还是其见解独到的观点，都成为后来研究王金发最具权威性的代表文章。
在谢震为王金发所作的长篇传记中，没有提到王金发参加过乌带党。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会漏掉这一笔。有文章说，乌带党是浙江东南一带响应北方义和团而建立起来的义民组织，这观点显然不确。事实上，乌带党早在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就有了，它最初的领导人叫钱老八。1900年，王金发参加了乌带党，由于他孔武有力，又擅射击，很快成为该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用讳言，乌带党是具有乱党性质的秘密组织，党众忽聚忽散，出没无常，劫富济贫，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土匪差不多。王金发的确是乌带党的首领，因为民间有“金发龙头”这一称呼，我们知道“龙头大哥”一般都是土匪头子。由于乌带党是秘密组织，因此在1903年，王金发具有非常有趣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乱党，一旦真实身份暴露，便有杀头之罪；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朝的顺民，在母亲的强逼下，竟然第二次参加了科举。
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1903年的历史，不妨想一想这一年，读书人都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这时候，鲁迅已去日本留学，并且愤然剪了辫子。科举这条路再也行不通了，读书人无路可走，只好乱闯。欧风东进，八国联军的大炮把旧中国原有的秩序，轰得七零八落。忽啦啦大厦倾，社会变化的节奏，突然变快起来，戊戌变法刚过去没几年，其变法的核心思想便显得陈旧不堪。提倡保皇的康有为，不久前还是新派人物心目中的精神领袖，然而时过境迁，说变就变，在激进的革命党眼里，此时已无可救药地堕落为老朽。革命、排满、民权、天职、自由、流血，成了最新最时髦的词语。
可以这么说，在结识谢震之前，胸有大志的王金发，还处在一种茫然的状态。他既是不安分守法的乱民，又是孝顺母亲的乖儿子。虽然不满足现状，但是王金发并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因此只能徒有满腔的报国热情。年龄长于王金发的谢震则不一样，这是位地道的读书人，对时局有着相对清醒的认识。他无意追逐清朝的功名，当时正在嵊县主持东乡公学，以讲学宣传民族革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则道合，王金发和谢震认识以后，一拍即合，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正是在谢震的推动下，1904年，王金发等人组织创办了大同学社。大同学社的性质和乌带党有着本质区别，从表面上看，大同学社只是学术团体，研究一些学术问题，其实是网罗嵊县进步人士的大本营，有组织有纲领，起着把一大帮进步人士团结在一起的作用。结果也是这样，大同学社的绝大多数社员，后来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
说到了1905年的王金发，就不能不提到当时浙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徐锡麟。徐锡麟不出场，王金发的故事便没办法往下说。结识谢震，使得王金发往前大大地走了一步，他不再是无方向的孤军奋战。嵊县的革命者已经结成一个小团体，但是他们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和全国的革命党人联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一个有着更远大理想的人来引导他们。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名领袖。这个人就是徐锡麟。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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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徐锡麟，同样得从鲁迅说起。徐锡麟和鲁迅是绍兴同乡，都是日本留学生。鲁迅在1902年去日本留学，徐则比他晚一年。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青年人都渴望出国留学，欧美毕竟太遥远，一衣带水的日本成了走出国门最佳去处。由于文化传统相近，许多中国人想学习西方，走捷径的最好办法，就是向日本人学。在学习西方方面，日本人要比中国快，也比中国人彻底。中国的百日维新失败了，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却十分成功，因此日本无形之中，既是中国人的学习榜样，也成为中国维新人士的避难地，成为酝酿一场新革命的大本营。有识之士纷纷蛰居日本，在这里韬光养晦，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著名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蔡锷、章太炎、蔡元培、陈其美、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汪精卫，都有过在日本的经历。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宣告成立，这意味着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大清朝，就要被在日本的中国英华们送进坟墓。
让我们把时间向后拨一下，从王金发和徐锡麟相识的1905年，直接跳到1907年。这一年，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客店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的留学生。清早起来，这些身在异乡的学子，寂寞无聊，第一件大事，不是争先恐后去上厕所，而是抢着看报纸。他们所看的报纸，多是朝日新闻或读卖新闻，要不就是专登社会小道消息的二六新闻。看完了报纸便议论，有什么好玩的事，就议论什么，说着说着，很可能就吵起来。那时候的鲁迅，也是这些好斗的留学生中的一员，有一天，他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赫然登在报纸的头版上:“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
鲁迅大吃一惊，正怔着，报纸已经被别人抢去了。消息立刻在留学生中传开，人们开始研究这洋文注音的刺客究竟是谁，很快便弄明白是指徐锡麟。根据大清朝的法律，刺杀巡抚当然是大罪，果然不久，又传来徐锡麟被凌迟致死的消息。听了让人最震惊的是，恩铭的亲兵竟然挖了徐锡麟的心脏，当做菜肴炒了吃，而且那味道大约不坏，不仅是吃了，而且吃得干干净净。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浙江的学生尤其激动和愤怒。于是立刻召开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一个个情绪激昂。会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清政府的无人道；另一派觉得人死都死了，没必要多此一举，发什么狗屁电报和清政府理论。
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理，也确实都有道理，各不相让。在范爱农里，鲁迅把自己说成是主张发电报，而范爱农偏和鲁迅作对，鲁迅说甲，他便说乙，鲁迅赞成发电报，他就极力反对发电报。两个人好像有仇似的，都有些意气用事，你一句，我一句，脸红脖子粗地抬起杠来。大家都是绍兴人，绍兴这地方专出能说会道的刑名师爷，既然是争论，就各不示弱，谁也不让对方占上风。鲁迅那天显然是动了肝火，发自内心深处地感到愤恨，因为他知道这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学生当然应该以维护自己的先生为天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结果连打一个电报都害怕，真是太不像话。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范爱农从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所以能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鲁迅写的那篇著名散文范爱农有关。这篇文章被广泛编入各种各样的教材，从中学语言的课本，直到大学学习散文创作的辅导读物。范爱农之留名是小人物沾大人物光的典型例子。不过有一点，怕是许多读范爱农的人不会明白，这就是文章中的鲁迅，和现实的鲁迅并不是一个人。前者只是虚构，事实是，鲁迅也是坚决反对给清政府打电报的人员之一，在这一点上，和范爱农并没有矛盾。主张给清政府打电报的是保皇党，这些人曾被鲁迅狠狠讥笑，甚至写诗嘲弄，因为他们认为即使猪被杀，也应该悲哀地叫上几声。鲁迅在写范爱农一文时，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为了便于突出矛盾，叙述起来生动一些，他故意变换角色，让自己处在了保皇党的位置上，这是典型的小说笔法。不管怎么说，那天集会上，他和范爱农的确老是吵。小说家的游戏，常常会使一般读者受骗，有时候，甚至会让专家学者也上当，由郭绍虞先生题封面，复旦大学领衔主编的洋洋50多万字的鲁迅年谱上，就把鲁迅称之为“坚决主张发电声讨清廷杀害革命者的滔天罪行”不知道这么一表扬鲁迅，反而把鲁迅推到了他最讨厌的保皇党一边去了。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鲁迅在故乡绍兴，偶然碰到范爱农，时过境迁，又一次回忆起当年争吵的往事，不禁哑然失笑。两人找地方喝酒，或许就在咸亨酒店，两碗家乡的黄酒下肚，鲁迅问范爱农，在日本东京的同乡会上，既然大家的意见一致，为什么总是和他作对，吵个没完。范爱农也不否认，说自己当时有些看不惯鲁迅，看不惯，当然要作对。鲁迅摸不着头脑，范爱农便重提了一段旧事，原来当初到日本的时候，鲁迅去接他们，表情冷淡，动不动就摇头，很有些看不起他们的意思，而范爱农这样初到日本的“乡巴佬”最忌讳被人看不起，因此就结下了仇。有关范爱农他们刚到达日本横滨时的情景，鲁迅在范爱农里有着生动的记载：
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里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
也难怪鲁迅生气，连“鸟”这样的脏字眼都骂了出来。我们都知道，鲁迅是有脾气的人，他的文风不失尖刻，用粗话骂人并不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屡屡被人看不起，本来就憋着一肚子不痛快，而男人头上的长辫子，女人的一双三寸金莲似的小脚，在已经身居国外的留学生眼里，那简直就是国耻。这些同乡们也太不争气，刚到日本，就被翻出一双女人的绣花鞋来示众，活活地丢中国人的脸。鲁迅这一生气，脸色自然不好看，而且还摇了头。摇头是无意的，刚到日本的范爱农却记在心上了，他气量不大，逮着了机会，便和鲁迅过不去。
事情一说穿，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些可笑。鲁迅有些想不明白，说中国人到了东京，害怕别人耻笑，女人就算是小脚，也得假装大脚，带着那绣花鞋，又有什么用。范爱农说，他才不管它有用没用呢，反正是师母的，说让带，就带了。范爱农的话，顿时让鲁迅感慨万分，无话可说。所谓师母，就是徐锡麟的夫人王振汉。提到她，自然会想起已经作古的革命先烈徐锡麟。徐锡麟在当时是让大家一想到就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人物。想到徐锡麟，鲁迅立刻就想到自己当初的无知，并为此感到深深的惭愧。事实上，当初那十多个让他看了生气和摇头的同乡，并不是等闲之辈，用“鸟男人”来称呼实在不妥，要知道这些人大都是革命党人，他们追随徐锡麟来到日本，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清王朝。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用很感慨的笔调，点明在这些人中间，既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还有好几个人被清廷抓起来打入黑狱，直到革命成功以后才恢复自由。
和这些人比起来，鲁迅不能不感到自责。按说咸与维新，鲁迅也有一些可以吹嘘的革命经历。他参加过光复会，和光复会的领导人有些熟悉。有许多材料，说鲁迅在日本曾参加过同盟会，虽然鲁迅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查过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上面附有同盟会成立最初三年的会员名单，在19名浙江籍人士中，没有鲁迅的名字，不仅没有鲁迅，甚至也没有同盟会中大名鼎鼎的徐锡麟，没有大名鼎鼎的陈其美，没有我这篇小说的主角王金发。此会员名单的真实性不用怀疑，但是显然有差错，至少说明当时有些马虎。这马虎当然也和当时的白色恐怖有关。革命成功以后，仅凭自己是同盟会会员，便可以大肆吹嘘一通，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前，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名单若是落在清廷手里，捕快按图索骥，后果将不堪设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除了这个粗疏的前三年会员名单之外，后来四年的详细名单，都非常令人遗憾地被销毁了。
再也没有什么比冒充同盟会会员更容易的事了。鲁迅所以不曾说自己是会员，和后来有太多冒名的招摇撞骗有关。同盟会本身有其不严谨的地方，它的成员大多来自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作为光复会成员，鲁迅理所当然地可以算做是同盟会会员。但是鲁迅羞于写文章讲述自己的革命历史，他觉得自己的革命历史没什么可说的。和那些功名显著的革命党人相比，鲁迅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他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过，革命党人曾令他去暗杀，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去，去了可能会死，我死了，丢下母亲，怎么办？”面对鲁迅这样的孝子，革命党人很失望，只好说:“你既然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去了。”鲁迅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鲁迅曾说过的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鲁迅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价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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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不仅变换了自己的角色，而且有一个最大的疏忽，这就是竟然没有提到，在他去横滨码头接同乡的十多人中，有王金发。由于王金发在范爱农的后半部分，屡次被当做一个重要人物提到，鲁迅不提他在自己所接的人当中，是有意遗漏，还是真的不知道，这一点有待于新的史料证实。根据目前的史料，王金发在这十多人中，应该确凿无疑。这十多人，可以查出名姓的是，徐锡麟的侄子徐学舜、弟弟徐学麒，以及龚味荪、陈魏、陈伯平、马宗汉、沈钧业、沈乐年、范爱农、王金发。说起来真可笑，我要写的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孔武有力、性顽梗好弄的王金发，竟然也会是鲁迅感到生气的“鸟男人”之一。
前面已经说过，因为有了大同学社，嵊县的革命党人已经组织起来，但是格局很小，仅限于在小小的嵊县范围内。这时候，徐锡麟突然出现了。他的出现，使原来很小的格局一下子打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清秘密活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新的大联合正在酝酿。1905年初，作为光复会的重要人物之一的徐锡麟秘密来到嵊县，他此行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招兵买马。这次秘密来访的结果显然很让徐锡麟满意，事后他对知友说:“游历数月，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俊民数十，这数十人中间，当然王金发是很重要的一名成员。
由于徐锡麟的缘故，王金发参加了光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不要小看了区区数十人，几年以后，东南数省乃至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就和这几十人的功劳分不开。在境界上，徐锡麟比谢震更高一层，对于王金发来说，谢震只是益友，徐锡麟则是良师。1979年版的辞海上，关于徐锡麟的词条是这么撰写的：
徐锡麟（18731907）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游历日本。次年在上海参加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办大通学堂。倡体育，讲武事，以积蓄革命力量。次年，为在清政府内进行革命活动，捐资为道员，赴安徽试用，任巡警处办兼巡警学堂监督。1907年与秋瑾准备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在安庆枪杀清巡抚恩铭，印发光复军告示，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起义失败，被捕后英勇就义。
辞海上的人物词条一向言简意赅。当我们对徐锡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后，再进一步的描述便容易得多。1905年初，徐锡麟在上海有一个阔亲戚叫许仲卿，此人也是光复会会员，捐了5000大洋给徐锡麟。许家在上海南京路这一黄金地段上，无意中置了10亩地皮，上海市区迅速发展，地价飞升，他们家顿时成了巨富。徐锡麟以绍兴各学校兵式体操需用为理由，用这笔钱在上海购买了后膛九响枪50支，子弹2万粒，经绍兴知府熊起蟠批准，领了公文护照，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经杭州，过钱塘江运回绍兴。这批枪支弹药是革命的本钱，有了本钱，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王金发积极参与了创办大通学堂的工作。徐锡麟是创始人，王金发既协助创办，同时也是第一期学员。大通学堂的全名，是“大通师范学堂”师范两个字带有明显的掩护色彩，因为这样可以麻痹清廷的耳目。在课目设置上，特设“体操专修科”公开招收各府各县的俊民入学。在第一批学员中，嵊县那二十几人成为骨干，王金发因为会射击，又当学生，又当教师。大通学堂在同盟会成立的第二个月，在绍兴古贡院豫仓正式开学，它很快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成为联络会党的秘密基地，为浙江安徽两省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反清志士。那时候的学制，不像现在以学年计算，而是一期接着一期短训速成班的形式。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大通学堂办得轰轰烈烈之际，王金发又追随徐锡麟去日本学习军事。
辛亥革命前，既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浪漫主义大放异彩的年代。在这一代反清义士身上，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徐锡麟创办了大通学堂以后，光复会的领袖们很快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这就是通过捐官，出国去日本学军事。所谓捐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花钱买个官当当。于是徐锡麟的那位阔亲戚许仲卿，又一次为革命作了巨大贡献，他在捐了5000大洋买枪后，又拿出4。5万大洋，供徐锡麟等买官出国。有钱能使鬼推磨，清朝廷糊涂，日本人也糊涂。徐锡麟捐的官是道台，相当于今日的厅级待遇，陶成章低一级，捐官知县，是处一级，王金发更低，是都司衔，算是科级干部。徐锡麟和陶成章填了步兵科，王金发则是填的体操科，大约是钱花少了，级别太低的关系。
花钱捐官听起来总有些骇人听闻。通常情况下，见到这个词，首先想到的就是腐败。类似的故事，在晚清谴责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还报道过山西某县长卖官一事，有人买，才会有人卖，反过来，有人卖，自然也会有人买。王金发等当时的捐官，究竟怎么回事，现在已经弄不清楚。不过他们的行为，多少也能让我们明白另外一些事，花钱捐官，不一定都是坏事。关键牵涉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官，动机是什么。
捐一个知府要多少银子，这个资料或许可以查到。扬子晚报今年3月17日“收藏沙龙”这一版上，曾刊登了大书法家伊秉绶的“捐官执照”大约是旧的关系，加上制版时又缩小了，从照片上看，只能看到题头的“户部执照”四个大字。好在配有文字引文，其内容如下：
户部为请
旨事据新授广东知府伊秉绶遵例捐银叁佰玖拾两，准予加叁级。所捐银两于嘉庆肆年贰月贰拾日付库收讫，相应发给执照，以杜假冒。
300多两银子可以加三级，扣除了手续费，差不多100两银子一级。我一向很喜欢伊秉绶的字，他的隶书刚直不阿，写匾，写对联，都十分耐看。看到了这个捐官执照以后，最初的感觉，是伊秉绶有些对不住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人。转念一想，他不当官，说不定就写不出这么好的字来。并不是什么人都善于走进考场，手里真有钱，花银子混个功名，和发愤读死书参加科举，也没什么本质的不同。还是那句话，手段有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和结果。做了官不贪赃枉法，就是好官，做了官，能写一手好字，仍然是好的书法家。这就好比王金发等人，为革命而捐官，没什么不光彩的。
毫无疑问，捐官去日本的王金发，在这一年认识了鲁迅。范爱农对鲁迅最初的印象是反感，王金发会怎么想，不得而知。他是个莽男子，也许根本就没注意到鲁迅不住地摇头。到了日本以后，王金发立即进入大森体育学校。关于王金发在日本的经历，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谈到，但是失之笼统。谢震王季高君行述上写着：
金发入大森体育学校，乃至试验成绩，竟以第一人高标毕业，谈者皆荣之，以大森体育会学员甚夥，非可以侥幸成名也。
至于王金发是不是真的第一，现在恐怕很难找到第一手资料，反正所有的文章上，目前都是这么写的。认真想一想，王金发得第一也没什么了不起。当时的体育和今天并不一样，据考证“体育”一词也是从日本引起的，再往前追究，这词最早出现在法国卢梭的爱弥儿一书上，意思是身体的教育，身体的教育形成了“体操”这一练身体系，1868年，日本从欧洲引进了体操，10年以后，一个叫做ài藤镇三的人正式使用了“体育”这两个字。那时候反正没有版权，何况日本人的文字，本来就是从中国偷去的，留日学生毫不客气地把“体育”的称呼带回国。1902年前“体育”这个专用词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那时候的体育，与我们今天在运动会上所见到的大相径庭，概括地说，就是骑马射击，列队出操。
在当时的年代，中国留学生能够在国外取得优异成绩，有很多现成的例子。中国人并不是真的笨，我们所以常常不如别人，不是天生不行，而是后天的功夫不够。很多人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默默无闻庸庸碌碌，一旦出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里，学习条件也未必见得好，反而大放异彩。譬如同样是去日本学军事的蒋百里先生，出国前，他是个体态清癯弱不禁风的文化人，可就是他，在1905年毕业时，却获得了步兵科第一名。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赐刀，这是日本人极以为荣的事，多年来，非日本学生莫属，可是蒋百里硬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这一殊荣。王金发荣获大森体育学校第一名，得到什么嘉奖不得而知。究竟还能不能找到这所学校，恐怕也让人怀疑，大森体育学校自然不能和堂堂的士官学校相比，再好也只能算中等专业学校，因为从学制看，王金发只读了半年就毕业，仍然是速成学校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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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是在1906年夏秋之际回国的，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然而好歹也算是学成归国了。我怀疑他的日本话可能还不太会讲。徐锡麟早在1903年就去过日本，这次率王金发等再赴日本，其目的也不在好好读书，而王金发早就被证明不是读书种子。那时候的留学，也实在太方便了一些，作为辛勤的职业革命家，徐锡麟不仅奔走在浙江上海安徽一带，甚至频繁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此次率领众弟子到日本，徐锡麟待了还不到半年，就又回到中国。章太炎因为苏报案，被判了三年徒刑，关在上海租界洋人的监狱里，到这一年的六月刑满出狱，在出狱前，徐锡麟曾去监狱看过他，这说明六月以前，徐锡麟便已回国。王金发回国的确切时间，当然是暑假以后，很多书上都说在7月到8月之间。
王金发归国以后，正式担任大通学堂的体操教员，也就是说当体育老师。在本世纪初，体操和体育是两个经常混淆的词，直到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正式使用“体育”这个词，学校的“体操”才一律改为“体育”课。前面已经说过，由徐锡麟一手创办的大通学堂，已经成为培养反清志士的基地，而作为体育教师的王金发，其实就是军事教官。科举制度废除了，新式的学校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而学校的新和旧，和有无体操课大有关系。自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年老的慈禧太后，对一切和新沾边的事物都带有恐惧。如果清政府能想到体操课潜在的危害性，肯定会禁止开设这门课。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甚至鲁迅这样的文人，也经常穿着白色的柔道服装，拼搏和摔打在日本的柔道馆里。由于20世纪初，是中国最虚弱的年代，因此强国梦几乎激励着每一位有识之士。体操课和强国梦名正言顺地联系在一起。说起来都让人不敢相信，国家越是弱，民心越是强，在这时期最流行的竟然是军国民教育。不仅民间在做强国之梦，甚至朝廷也不切实际地陷入幻想中。
1906年4月，清政府钦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其中尚武精神是军国民教育的核心。它给了体操课大为发展的好机会。尚武就是全民皆兵，学校拥有真枪实弹已不属于非法，骑马，射击，健强体魄，成了重要话题。世界之力在于武力的思想，已渗透到了民间，不妨重温一首当时的儿歌：
二十世纪地行星，煌煌童子军。
小锣小鼓号，黄龙飞舞小旗旌。
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
心肝虽小血白热，头颅虽小胆不惊，
进行进行！小人小马武装神！
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
脚踢五大洲，气吞东西球。
将军飞将军，谁云孺子不知兵？
爱吾国兮如亲，吾爱群兮如身，
万岁万万岁，伟哉吾军人！
这是流行于1905年的儿歌。在这样昂扬的歌声中，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一名体操教员，是多么的威风和神气。儿歌是孩子们唱的，流行于当时青年口头的却是中国男儿，开头就铿锵有力：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煞尾却是：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勤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乱世出英雄，时穷节乃现。这一年，王金发24岁，风华正茂，意气昂扬。新学势不可挡，清政府做梦也不会想到，正在兴起的一切带有“新”字样的事物，都在悄悄扮演掘墓人的角色。新军，民团，学生，这些和枪多少有些联系的组织，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都起着不可埋没的作用。我曾见到过一张摄于1906年日本的照片，照片上方写着“徐伯荪马xx陈伯平君回国留别纪念，丙午秋摄于早稻田”这张照片足以证明我前面引用的材料有疏漏，因为照片上还有王金发，这张照片可以确证他当时还在日本，也就是说，王金发回国的日期，还可以往后推迟几个月，而徐锡麟既然6月份已经回国，说明在秋天，他又一次去了日本，不过这次的时间更短，在这一年的12月份，徐锡麟便赴皖就任陆军小学堂会办。
这张照片恐怕是现在所能见到的王金发的第一张照片，因为在日本拍摄，又都是革命党人，自然是剪了辫子。大多数人都是日本式的短头发，唯有王金发剃了锃亮的光头。在清朝，剪辫子几乎和准备掉脑袋是同义词，因为有了留学生这块招牌，清政府对剪辫子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当时剪辫子的压力主要来自民间，朝廷放过了，老百姓心里却有疙瘩。根据二百多年来形成的习惯，男人的一根长辫子是命根子，如果没有了辫子，那罪名往小里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民间捉住奸夫，第一个惩罚就是立刻剪去他的辫子。往大里说，便是里通外国，便是汉奸。因此留学生回国，首先要做的，是在上海买一条假辫子。
我想象王金发的性格，大约是懒得去戴什么假辫子，围观就围观吧，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就让他们说个够。大通学堂是王金发的母校，虽然建校只有一年多，由于它的办校宗旨在于培养革命人才，这个学校的气氛显然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大名鼎鼎的女侠秋瑾因母丧从上海回故乡绍兴一游。不久，大通学堂便公举她主持校务，请帖由王金发亲自送去。我怀疑这是事先策划好的，因为在这之前，王金发曾替徐锡麟送一封密信去过上海，很多文章都认为这次送信是王金发和秋瑾认识的开始。密信的内容已不得而知，根据推想，徐锡麟是要她主持大通学堂。
在上海的初次见面，秋瑾显然给王金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秋瑾因为试验炸药，不慎爆炸伤手，正匿居在挚友吴兰石家中。革命友谊重如泰山，尽管是初次见面，秋瑾盛情款待了王金发，酒过三巡，秋瑾离席抽倭刀而舞，害得并不擅长舞文弄墨的王金发诗情大发，为此还留下了纪事诗，其中有两句常被人引用：
莫道丈夫尽豪侠，
英雄还让女儿占。
女侠秋瑾在王金发的革命生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王金发追随徐锡麟参加革命，徐锡麟是他的恩师，如果说王金发在精神上还有一位老师的话，这就是秋瑾。秋瑾主持大通学堂，她和王金发有着双重的领导关系，既是校长和教员，又是“革命党人”的上下级。1907年5月，秋瑾在绍兴的和畅堂故居，召集浙东会党骨干密谋创组“光复军”推举在皖的徐锡麟为“首领”秋瑾自任“协领”首领和协领相当于正副司令。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为编制代号，下辖八个军，王金发被任命为分统，其头衔相当于一个军长。光复军有三四万之众，其中仅嵊县一地就有近万人。
光复军原定在7月6日这一天，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起义。不料浙江的武义和金华等地泄密，党人死难，牵涉到大通学堂，起义的日子不得不推迟到7月19日，即阴历六月初十。到了7月6日这一天，徐锡麟在安庆刺巡抚恩铭起义失败，以身殉难，又一次牵涉到大通学堂。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各种传闻谣言，扰得人心惶惶。7月2日，王金发按照事先的约定，从嵊县来到绍兴，秋瑾知事已不可为，对他说“风声不好”让他速离绍兴。王季高君行述这样写着：
绍兴郡守贵福，以浙省兵来围捕大通，又分一支袭嵊公局，盖恐金发或在此也。时金发适在校，欲谋抵敌，秋侠以已系女人，毫无证据，即被捕也无妨，而催金发速行，与竺等为后图。金发不从，促之再四，声色俱厉，金发不得已，逾墙远遁。
这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不过“逾墙而遁”可能不确。因为事实是，清兵在第二天，才开始对大通学堂围攻，当时的情况虽然紧急，王金发完全有足够的时间，从学校的大门走出去。在后来的围攻中，一些学生仅仅为了等逃亡费，没来得及走，结果壮烈殉难。显然，大通学堂的师生，对当时的时局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为这种幻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好在王金发已经逃之夭夭了。他走了以后的次日，也就是7月13日下午，秋瑾不幸被捕，从容带缧绁去，见了绍兴郡守贵福，只留下七个字的口供“秋风秋雨愁煞人”于7月15日凌晨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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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仓皇逃命，有人劝谭嗣同赶快走，谭嗣同平静地说:“世界上凡变法，都要死人，中国还没死过，就从我开始。”戊戌只是变法，死了以谭嗣同为代表的六君子。王金发他们这一代人进行的是革命，死的人自然应该更多，更悲壮，更可歌可泣。从1907年徐锡麟刺杀恩铭起义失败，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就没有停止过牺牲和暴动。清王朝已经寿终正寝，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清王朝并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继徐锡麟秋瑾取义成仁不久，1907年9月，同盟会员王和顺等在钦州廉州防城三地起义。12月，同盟会员黄明堂等率部在镇南关起义，孙中山和黄兴等亲临前线督战发炮。到了次年的3月，黄兴率领由华侨组成的“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再次发动钦州廉州起义。4月，黄明堂王和顺又发动云南河口起义。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混入新军的光复会员熊成基在安庆率马营和炮营起义，这是新军起义的开端。
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事后殓收烈士遗骸，共72具，因此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来陆续查明还有14名烈士，也就是说，实际烈士应是86名。没有一代人的流血牺牲，就不可能推翻清朝王朝。重温这一段的光辉历史，不妨重读一下鲁迅小说药，小说写一个父亲为了给儿子治痨病，让他吃人血馒头。这人血，是一个叫夏瑜的革命者的鲜血。夏瑜虽是男的，但显然是在影射秋瑾，因为夏和秋，瑜和瑾，都沾得上边。我们习惯于把革命者的流血牺牲，看做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残暴，所以我们习惯于在事后讴歌先烈，控诉统治阶级，却轻易放过了人民群众的麻木。其实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愚昧的人民群众吃人血馒头，这常常是最残酷的事实，而我们自己很可能就是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
秋瑾英勇就义，王金发成了清廷通缉的逃犯。徐锡麟被凌迟处死，秋瑾是怎么死的，也许是砍了脑袋，只记得她提出过要求，自己死了，不得剥她的衣服，由此可见，女人被杀，弄不好还有掉脑袋之外的另一番羞辱。现在已经没办法查出来，王金发在什么时候知道秋瑾被杀的消息。他或许想到过要救秋瑾出来，劫狱或者劫法场，但是事情发展之快，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当时没有电视，他自然也是看不到报纸的，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事情越来越严重，形势越来越不利。他不得不仓皇逃命，躲一天是一天。王季高君行述上说：
棘荆遍地，亲友闭门，昼伏夜行，逾溪陡岭，囊金已尽，本境未离，漂母不逢，浣女无迹。芦中人其真穷矣！相从者有何策哉！乃择向之与秋案有关，及目金发为匪屡去禀官吏之绅富家，强行索借
鲁迅说王金发出身于绿林大学的说法，曾被许多文章广泛引用。所谓绿林大学，是当强盗的客气说法。毫无疑问，亡命之中的王金发，成了不折不扣的强盗头子。嵊县是越剧的发源地，听过越剧的人，一定有委婉动听女人气十足的印象。有一点让人想不明白，能够出此软绵绵曲调的嵊县，却同样是强盗的发源地。在浙东一带，民风属嵊县最为强悍，嵊县强盗作为商标，与绍兴的黄酒杭州的张小泉剪刀一样著名。不妨解释一下“嵊”这个字的确切含义“嵊”由“山”和“乘”组成，古时候“一车四马”称之为乘，因此就有“四”的意思，嵊表示四面有山，意味着杀人越货之后，往什么方向逃跑，都可以逃之夭夭，躲在山深不知处。自从明亡于清以后，几百年来，嵊县的强盗就没有真正地绝迹过，王金发武功高强，一身是胆，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难事。他曾经是乌带党的头目，再干土匪，大有重操旧业的意思。不过，盗亦有道，做强盗的并不意味着一定做坏事。据史料记载，王金发之为匪，从不扰民。这里的“民”自然是指穷人。
王季高君行述中说，王金发向富户强借财物，往往以四分之一散发贫民，四分之一自己用，剩下的接济党人机关。由此可见，做了强盗的王金发，仍然和革命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徐锡麟和秋瑾主持的皖浙起义失败，清政府缇骑四出，到处捉拿革命党人，不但没有吓坏了王金发，反而成全他过了一把梁山好汉式的英雄瘾，当了一回中国的罗宾汉。尽管王金发只做了半年的强盗，他在浙东留下的传说，已经数不胜数。再也没有比强盗的传说，更能深入民心。譬如说在途中遇到了“饥饿垂毙者”王金发把身上仅有的600文钱，统统掏出来给了他，自己却和同伙整整饿了一天，这600文钱是抢来的衣服卖的钱。又譬如某乡有一位节妇，被村中恶霸逼嫁，此事让王金发听说了，他怒眦欲裂，率领手下在途中拦截，痛鞭恶霸，然后送节妇归家。
王金发的名声，正是因为他做了半年的强盗，才大增特增。民间老百姓难免一种小孩子心理，小孩子最喜欢玩的游戏是“官兵捉强盗”有时候成年人对强盗的传说，要比对革命党更有兴趣。如要说王金发追随徐锡麟去日本，只是他辉煌的传奇生涯开始，那么他一度为匪，占山为王，则是他的传奇乐章的深入。在这之前，他根据徐锡麟的安排去做，后来又听从女侠秋瑾的指挥。徐锡麟和秋瑾殉难了，王金发顿时失去了革命的方向。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革命陷入了短暂的低潮时期，和党人的联络中断了，作为清政府到处缉拿的重点对象，王金发屡屡陷于十分狼狈的境地。当土匪自然有充分自由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非常艰难的一面。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会站在“匪”一边，恰恰相反，除了特别了解王金发的人之外，大多数穷人很可能会去向官府告密。事实上，王金发不止一次陷入困境，为了逃命，他不得不率部逃入深山。秋去冬来，天寒地冻，加上官府的追捕更加严了，王金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正当王金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日本东京的孙中山，发出了指示:“秋瑾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同志。”1908年春，革命党人浙江的另一位领导人陈其美，从日本风尘仆仆回国，为了重点浙江反清的革命烽火，再聚光复会旧人，陈其美多次派人密赴嵊县。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叫做杨侠卿的同盟会员终于找到了王金发。于是王金发再次和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脱身去了上海。手下人如何安排，史料上没有留下记载。王金发是大孝子，临行，没忘了带上自己的老母，还有他第二个老婆沈雄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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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打岔说一说陈其美，又很难继续往下叙述。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起义中，蒋介石和王金发，是陈其美手下冲锋陷阵的两员得力大将，因为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终于获得了紧随孙中山左右的机遇，这机遇使得他得到了孙中山的重用，青云直上，最后成为国民党中的第一号人物。国民党中著名的“二陈”即陈果夫和陈立夫，是陈其美的侄子，这“二陈”在后来一再被蒋介石重用，显然和蒋的报恩思想有关。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身亡以后，蒋介石曾将其尸首搬到自己家里入棺成殓。当时孙中山也在上海，亲临现场吊视遗体，抚尸大恸。由此可见陈其美和蒋介石，陈其美和孙中山的关系，非同一般。
浙江籍革命党中，由于徐锡麟和秋瑾已经殉难，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中，应该是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和陈其美四大将，前三人都是光复会员，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其中章太炎和蔡元培文人气太重，是文化名人，不擅搞暴力革命，陶成章不一样，他是光复军的领导人，有一个咄咄逼人的绰号叫“焕强盗”陈其美似乎没有参加过光复会，他直接参加了同盟会，从资历来说，陈其美要比这三位低一些，然而其功劳，却在三位之上。陈其美是革命后的第一任上海都督，在光复上海，光复杭州，组织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等历史事件中，有着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孙中山曾说过:“陈君为吾党健者，第一次革命，于沪上握东南之锁钥，其功最大。”
相反，蔡元培章太炎以及陶成章，在光复之役中，其功劳和冲锋陷阵的陈其美相比，要逊色得多。陶成章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不到半个月之际，被刺于上海广慈医院。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英士纪年，在这一年的1月14日一栏，仍然明确无误地写着:“凌晨二时，指使蒋介石派人于广慈医院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后面还引用了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文章，确定陈其美是杀陶成章的主谋。陈其美是否真的指使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这一直是个扯不清的案子。有个化名叫岑梦楼的，写了本小册子王金发，在王金发死后不久印行，据说发行了几万册，当时可算是了不得的畅销书了。在这本编造痕迹很强的小书中，王金发被说成是刺杀陶成章的凶手。这种说法一度很流行，即陈其美指使蒋介石，蒋介石又安排了王金发。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我觉得鲁迅的看法可能最接近正确，鲁迅与王金发和陶成章都认识，和陶的关系要更深一些。陶成章被刺大殓时，身穿黑呢大衣，拍了照片，有人将这照片寄给在绍兴的鲁迅，鲁迅看了照片，还流了泪。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问过鲁迅，会不会真像小册子上所说的那样，是王金发枪杀了陶成章，鲁迅很生气地说:“造话！”“造话”是绍兴土语，意思是瞎说和编故事。人们所以会对历史有兴趣，有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文字和口头流传的历史中，有着太多太多的瞎说和编故事。尽管鲁迅先生和蒋介石也是同乡，但是作为章太炎的弟子，鲁迅对蒋介石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印象。鲁迅骨子里是文人气，他不喜欢蒋介石身上的浪人作风，有趣的是，鲁迅明明知道陶成章的死和蒋介石王金发无关，但是偏偏不写文章辩诬。周建人说鲁迅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曾专门对陶成章之死作过调查，结果他带些赌气地说:“蒋昧了良心，宁可错杀九十九，冤杀了千千万万好人。现在让他戴着皇冠背黑锅，活该！”此时，蒋介石已经得到天下，鲁迅觉得自己根本犯不着替他说话。
也难怪王金发会有刺杀陶成章的恶名。好事不出门，恶名传千里。1908年春天，王金发到了上海，很快就成了搞暗杀的职业高手。他本来就是绿林好汉，陈其美誉他为“聂政”一样的英雄，搞暗杀正合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脾气。在初到上海的一段日子里，王金发被人津津乐道的事，是毁家纾难，1908年的夏天，王金发偷偷潜回嵊县老家，将家产统统变卖了，然后将所得银两，全部捐给了同盟会，至此，王金发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谢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曾说其母“售田得资，以供季高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进学之学费”显然不确，因为王金发根本就没有去日本。很可能是王金发向母亲隐瞒了这笔钱的正式用途，事实上，陈其美和王金发等，正是利用这笔钱，在上海接盘了天保客栈。有了天保客栈，便有了一个联络各地会党志士的机关。
王金发成了天保客栈的老板。上海有租界作掩护，清政府拿革命党常常无可奈何。1908年冬天“两浙各府属代表”聚集上海，筹议举事计划，会还没开，就有人向官方密报，于是天保客栈被抄，一位叫张恭的同志被捕。经查，出卖这一情报的是刘师培。刘师培早年同情革命，颇负才名，也算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天保客栈被抄，张恭被捕，江浙武装计划就此夭折。陈其美召集党人商议，说欲报此仇，非有“聂政”不可。于是王金发“慷慨自任”带着枪便去找刘师培算账。许多书中都记载了这一幕，王金发拎着枪，找到了刘师培，二话不说，就要扣动扳机。刘师培吓得跪地求饶，发誓将以自己的性命，确保被捉同志张恭的生命安全。事后，刘师培果然到端方那里苦苦哀求，求端方万万不能杀了张恭。
这样的故事今天说起来，多少带有一些滑稽色彩。刘师培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家传文字训诂之学，宗古文经学，擅长以字音推求字义，以今言通古语，并用比较通俗的文字，编定经学和文学等教科书。他的文学论文，也常有独到见解，对中古文学史颇有研究，撰著很多，辑有刘申叔先生遗书，共74种。以学术地位而言，刘师培在近代学界，可以列入大师级，但为人，却是小事清楚，大事糊涂，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永远为人所不齿。一是当了同盟会的叛徒，出卖同志。一是后来袁世凯称帝，刘师培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再次成为国人眼里的小丑。
由于王金发对刘师培的恐吓，张恭的性命终于无虞。刘师培无脸面在上海住下去，逃之夭夭，他妻子何震的表弟汪公权不知后怕，继续在上海滩鬼混“花天酒地，吐漱生云”并打算进一步出卖革命党人“某日汪自妓院出，金发邀之于途，拔枪击毙之，从容而去”从1908年到上海，直到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王金发在这期间，一直是陈其美手下的重要大将。他的身份，颇有些像锄奸团长，或者是暗杀队长，惩治叛徒，暗杀奸细，经他手送命的坏分子，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有专与革命党作对的青帮头子，有吞没革命党人募款的香港某公司经理，有与侦探差不多的石某。王金发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地，他出入于浙西和皖南，曾到香港学习制作炸弹，而且还去过南洋的新加坡。
暗杀活动，在清朝末年曾成为革命党人的重要手段。自徐锡麟暗杀恩铭以后，革命党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暗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10年汪精卫慷慨赴北京“引刀成一快，莫负少年头”刺杀摄政王载沣。当时的宣统皇帝还是个毛孩子，刺杀摄政王等于刺杀当今皇上。和汪精卫的壮举相比，王金发的暗杀要逊色得多，可是也实际得多。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几年，王金发是一个富于传奇的实干家，是侠客，是义士，是革命的打手。在公理不申、黑白颠倒的社会里，暗杀会使敌人受到震慑，使胆小鬼闻风丧胆。暗杀能解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勇，但是不可能解决最后的问题。暗杀虽然很刺激，很有英雄气概，有时候却会使问题走向反面。事实上，暗杀的手段一旦被滥用，就会表现为不分青红皂白。
在王金发诸多的暗杀中，譬如被许多人称道的“枪杀胡道南”就有些莫名其妙。胡道南被杀的理由，是因为曾联名向绍兴知府贵福告密，导致了秋瑾女侠的被捕和被害。这说法显然有些牵强，把秋瑾蒙难这么大的事，推在一个地方的乡绅身上，那是不负责任的小说家的想法。以王金发之身手，枪杀一名毫无防备的乡绅，实在易如反掌。胡道南在完全不明白的情况下，被革命党人在大街上击毙。胡当时是清查公款公产董事，他以前办过府学堂，办过劝学所和禁烟分所，为人心平气和，且品端学粹，蔡元培后来写过胡道南传，专门为胡辩冤。事实证明，暗杀有时候也会草菅人命。不过，杀错就杀错了，干革命，真杀错几个，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杀错了，还不许辩诬，就有些惨了。王金发死了以后，革命党人写文章纪念他，陈去病称其为“莽男儿”一个“莽”字，十分传神。王金发一生中，大多数的时候，是在扮演拼命三郎的角色。王金发身上的戏剧性，就在这可爱的“莽”字上面。
王金发似乎还没到杀人如麻的地步。不管王金发有多莽撞，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被刺，肯定和他无关。王金发是个讲义气的人，和陶成章情同手足，下不了那个毒手。事实上，陶成章之死，不仅和王金发无关，而且和陈其美蒋介石也无关。辛亥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就是想自相残杀也来不及。文字记载的东西，不一定都靠得住，查找旧档案，阅读民国时期的旧报纸，很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误会，我们往往会忽略掉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就是当时有大量的报纸，是袁世凯的御用文人办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御用文人更不要脸的。在有关王金发的大量文章中，诬蔑的文字要远远地超过赞扬的文字。因此，说陶成章死于王金发之手，显然是无中生有。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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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入死对王金发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谢震在王季高君行述中谈到他辛亥革命前的经历时，曾不无感慨地说：
黄花岗之役，不与其事，亦云幸矣，然今则转为之可惜矣！
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王金发曾跟随陈其美如约前往。查史料，从上海经香港转广州的，还有宋教仁等人。由于联络不便，配合不当，起义军奋战一夜，便惨遭失败。陈其美率领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来得及参加起义。以王金发之莽撞，加上他视死如归的血性，若是参加了，必定也是七十二烈士之一，此所以“不与其事，亦云幸矣”王金发最后死于非命，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此所以“今则转为之可惜矣”
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辛亥前夕发动的规模最大、牺牲最重的暴动。此次起义体现了革命党人的英勇，同时也确证了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发动推翻封建社会的革命，很难奏效的事实。早在一年前的日本，革命党人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此时孙中山远在北美，黄兴远在南洋，同盟会的东京本部，因为没有孙黄二人的坐镇，人心有些涣散，形势也趋于低潮。在一次不是太重要的聚会上，宋教仁提出了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下策是继续在边远地区进行，中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上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大家经过一番讨论，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于是折中取中策。
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次在日本小石区聚会的重要性。由于在清政府控制比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发动政变要容易得多，在过去的若干年中，革命党人已经在这些地区发动了无数次暴动，规模空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仍然是遵循这种惯性。日本的这次聚会，事实上无意中作出一个新的决定，这就是将革命的重点，转向长江流域。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个转变，会急速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革命党人酝酿组织了中部同盟会，机关就设在上海租界，这意味着革命的指挥所，也从遥远的不便指挥的日本迁往上海。革命党人计划在沿江城市同时发动起义，上至武汉，下到上海，形成星火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由于泄密武汉革命党人被迫提前起义，结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两三天内先后攻占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此时离黄花岗起义失败还不到半年，革命党人尚未从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辛亥革命是一个意外的早产儿，当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打响的时候，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国内，起义异常地顺利，一夕之间，革命党人迅速地控制了形势，由于太意外，竟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几位参与发动起义的党人，都觉得自己的威望不足以担任都督，推来推去，于是把革命的成果拱手相让，送给了新军协领黎元洪。时隔八十多年，重温辛亥革命，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其中最让人耿耿于怀的，就是革命党人总是把胜利当做礼物送人。想当初，黎元洪是从床底下被硬拉出来，授予都督的头衔。这个后来被人们讥为黎菩萨的胖子，糊里糊涂地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王金发对于发生在武昌的起义，所知甚少。革命党人奔走相告，然而受当时通讯的限制，真实的消息很难传递。在上海的报纸，只要是革命党人控制的，每日都频发捷报。捷报掩盖不了武汉三镇告急的事实，革命党人明白，要想巩固武汉的成果，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各地的起义响应。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上海、山西、陕西、重庆、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纷纷起兵讨虏，一个多月以后，有首义之功的武汉三镇之一汉阳虽然失守，但是各地义军捷报频传，大清的末日真的就到了。1911年11月3日，在陈其美的领导下，上海、杭州、苏州三地几乎同时发难，尽管有些曲折，至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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