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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1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岗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薄暮时分穿过市区，有三条通往医院的路。两条沿着运河，可是太长，所以人们总是走过横跨运河的桥，到医院去。河上有三座桥，都可以走，随你挑选。其中一座上面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周身暖和，炒栗子放在口袋里，好一会都是热乎乎的。医院很古老，也很幽美。一进大门就是个庭院，穿过去，对面又有一扇门，出去就到医院了。葬礼的仪式时常从院子里开始。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房屋。每天下午，我们在那里相聚，坐在将为我们治好病的手术椅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问是什么病。
医生走到我的手术椅旁说：“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不错，踢足球，”我说。
“好，”他说“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肯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疗器能使膝关节弯曲得象骑三轮自行车那样灵活。可是眼下还不能弯，医疗器转到膝关节时便倾斜，不灵了。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象个锦标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象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检查他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拿来一张照片，上面拍着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整形之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一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要做画家，另一个立志当兵。有时，一天的疗程完毕，我们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2隔壁的柯华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同行，就敢于抄捷径，经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恨我们这些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有人喊叫：“abassogliuiciali！”3另外有个年轻人，有时跟我们同路，凑成五个伙伴。那时，他的鼻子毁了，有待于整形，脸上暂时蒙着一块黑丝绢。他从军校径直上前线，一小时后便负了伤。大夫们给他整了形，可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使他的鼻子端正。他到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里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将如何发展，只知道仗还在打，一直在打，不过，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得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而我们各自只有一枚，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上尉，在前线待过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实，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外，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禁区"，到柯华咖啡馆去时，或在黑夜中并肩而行，酒店里灯光闪烁、歌声不绝之际，或者，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挤到街上去的时候，便感到由于某种类似的遭遇而息息相通，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华咖啡馆，那儿富丽，温暖，灯光不太眩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烟雾弥漫。姑娘们经常坐在桌边，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柯华的姑娘们很有爱国心。我发现，在意大利最爱国的是咖啡馆的姑娘——
我想，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4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涵意：我的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是他们的朋友。不错，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奖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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